战友没有再多问，点点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嘴巴。
战友的事情，可以关心，但不能追问。
张明堂明显是不想说太多，那他们就去问那么多。
问了也没有用，如果张明堂需要他们帮忙，那张明堂自己会开口。
他们能帮的，自然会帮忙。
这就是他们的战友的情分，是这个世界上最牢靠的情分。
他们又抓了一把干枣，转身出去了。
屋里重新安静下来，张明堂坐在床沿上，把那只信封从抽屉里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放了回去，站起来走到窗边，把腊肉的绳子系紧了一些，转身去洗了手。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营区的路灯在远处亮起，在地面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光影。
他没有再看那只信封，坐在床沿上剥了一颗核桃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又剥了一颗。
旁边传来战友们说话的声音，正在聊任务的事，偶尔有人喊他一句，他也应了，像是什么都没想。
桌上那包干枣还剩大半，核桃壳散落在桌角，像是那些话也被一并剥开了，没有留下多余的碎片。
他弯腰把散落的核桃壳拢进掌心，扔进角落的簸箕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没有再往抽屉的方向看。
营区外面传来换岗的脚步声，整齐而短促，在夜色里响了几声又安静了，像是什么话也没有再说，只是把那些该落定的都落定了。
接下来几天，张明堂的日常和往常没有太大区别。
早晨出操、白天训练、傍晚收队，日子过得平整而规律。
但休息的时候，他偶尔会跟几个战友一起去后山转一圈。
后山林子不深，但野物不算少，隔三差五能碰上野兔或野鸡。
张明堂的枪法不错，几次下来收获不小，他处理干净之后，用油纸包好，趁着去部队邮电局寄东西的工夫，一起寄了出去。
一部分寄给大伯和大舅，一部分寄给傅南洲。他没有在包裹里夹信，只在每只包裹外面贴了一张纸条，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寄出日期。
那天他去邮电局寄完东西，正要转身往回走，柜台后面的人叫住了他：“张明堂，有你的信。”
他接过信封，低头一看，落款是周淑怡的字迹，贴着标准的邮票，封口处用浆糊粘得很平整。
他站在柜台边撕开封口，抽出信纸。
信纸叠得不算整齐，像是写完就被随手折了几道，边角微微翘起。
他展开信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立刻折回去，目光在信纸上停了好一会儿。
信不长，但每一段都在说同一件事。周淑怡写到傅南洲的种种“不是”：不该把张明远也报下乡，不该在断亲的事上做得那么决绝，不该在乡下过自己的日子而不管张明远的死活。
她在信里反复强调，傅南洲是她的儿子，就该听她的，就该照顾张明远。
她写道：“我是他妈，我生了他，他就该听我的。他凭什么不愿意？他就该报答我，他凭什么把明远也带到乡下去？”
张明堂把信纸翻了一面，看到背面还有几行，语气没有变，依然是同一套说辞，关于孝顺、关于服从、关于傅南洲有多么不近人情。
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没有再看，把信封夹在腋下，走出邮电局，沿着营区的路走回宿舍。
回到宿舍之后，他在桌边坐下来，拿出纸笔，低头写了一封回信。
他没有写很长，开头称呼之后写了几个段落，把周淑怡信中那些关于孝顺和感恩的话逐条放回原处：“傅南洲没吃过你一口奶，你也没养过他一天，你凭什么要求他听你的？
他凭什么要顺从你？你对他没有恩，他对你没有任何亏欠。 我记得傅南洲曾经说过一段话，我很赞成。
生恩不是恩，生儿不养那就是仇。生了，养了，那才是恩。就好比你对我还有张明远，这就是恩，
而托举才是恩，你对张明远的托举，就是恩。
至于下乡的事，他是被你们逼去代替张明远的，他回敬你们一份，不过分。你们之前既然想要用下乡的事情做文章，那就别怪人家反击。”
他写完之后看了一遍，没有修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里，写好地址，贴好邮票。
他没有立刻去寄，把信封放在桌角，站起来去了食堂，回来之后才拿起信封出了门。
在路口碰见战友时他停下脚步打了个招呼，然后继续往前走，没有多停留。
他走到邮电局，把信放进邮筒里，信落入筒底时发出了一声不重不响的声响，像是什么话终于被放进了该放的地方。
他站在邮筒前片刻，然后转身沿着来路往回走了。
暮色正在从营区围墙的边缘漫过来，路灯还没有亮，他把外套领子拢了拢，没有回头。
身后的邮筒静静地立在街角，那只信封已经和其他信件混在了一起，归入缝隙之间，不再需要被单独提起。
他走回宿舍的时候，之前桌上那包干枣还剩大半，其他的垃圾也都收拾好了，桌面上干干净净的，像是那些话也一并被收走了，没有留下多余的痕迹。
他在桌边坐了一会儿，把周淑怡那封信又拿出来看了一眼，放进抽屉里，没有再看窗外。
窗外有人走过，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声又远去了，像是什么话也没有再说。
夜色从窗口漫进来，把桌面上最后一点光也收走了。
“张怀远和周淑怡，这两人，还真是有些可笑。我怎么会是他们生的？我哪一点像他们呢？哦，可能就是一开始知道这个事情那时候的自私，有点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