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谈判桌重新支起来。
地点换了，从舰上移到了岸边的驿馆，大胤这边安排的，桌椅、茶盏、文书台，全按大胤的规制摆。这是她授意的，场面上的事，一分都不能让。
斯坦霍尔特进门时扫了一眼布置，没有说话，在对面坐下，把随行的两名副官安置在左右。
她坐主位，云瑶不在这里，但她昨晚把所有条款都拆过一遍，哪条能让，让多少，哪条触到红线立刻扯回来——全在脑子里，清楚得像刻上去的。
“继续昨晚的，”她开口，语气平，手里没有端茶，就那么搁在桌面，“关税条款，我这边列了份草案，请指挥官过目。”
她抬手，侍从把折好的文书推过去。
斯坦霍尔特接了，展开，看。
他看得很细，眉头微微收了收，又松开。
这个动作她没有放过。
他在那份草案里看到了什么让他皱眉的东西，生丝、茶叶、瓷器，这三类是大胤的出口大宗，她把税率划得很高，高到对方吃不消但又不是荒唐数字，是能谈但谈起来很费劲的那种。
这就是要他们先开口。
“太后这份草案，”斯坦霍尔特放下文书，慢慢说，“生丝一项，税率是现有贸易惯例的两倍。”
“是，”她说，“因为大胤的生丝，全球只有这里有。”
“这个说法——”他停了一下。
“指挥官可以反驳，”她微微欠了欠身，“我洗耳恭听。”
他没有反驳。
他身边的副官俯身，用那边的语言低声说了两句，她听不懂，但看见斯坦霍尔特微微侧了侧头，像是在压制某种表情。
不高兴。
但他没有拍桌子，这就够了。
“生丝可以谈，”他最终说，“但瓷器这一条，我方有异议。”
“说。”
“瓷器不是专供品，西境也有产，我方不接受同等税率。”
她在心里过了一遍云瑶昨晚说的那句话：他们一定会在瓷器上让步，因为那是拿来换生丝税率的筹码，先扔出去的。
好，那就接。
“瓷器可以单列，”她说，“按品质分级计税，精品维持原税率，普货下调一成半。”
斯坦霍尔特的手指在桌面点了一下，“两成。”
“一成八，”她说，“不再动。”
沉默了几秒，他点头，“可以。”
第一个口子，开了。
她拿起茶盏，喝了一口，没有庆祝，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是在讨论今天的天气。
然后进入下一条。
茶叶。
这一条是她真正要守的，云瑶反复叮嘱，茶叶税率是财政的一根筋，不能断。东南沿海的茶商、茶农，背后是一条绵延几百里的生计，她不能为了一个口岸把那条链子斩掉。
“茶叶，”斯坦霍尔特直接说，“我方要求税率与丝绸同等，或单列优惠。”
“不行。”
她回答得很快，快到对面两个副官都抬了头。
她没有解释，就是两个字，放在那里，像一块石头。
“太后，”斯坦霍尔特看着她，语气里头一回有了点别的东西，“这个立场，是否有商量的余地？”
“没有，”她把茶盏搁下，“茶叶税率，一厘不动。如果指挥官今天一定要把这条谈崩，我奉陪，但结果是什么，我想我们心里都清楚。”
舱外，停在海面上的战舰没有开炮。
这件事双方都明白。
她把这句话说得不软不硬，既不是威胁，也不是哀求，就是陈述。
斯坦霍尔特沉默了比昨天更久，大概有二十息。
她不催，端正坐着，连眼神都没有催。
“茶叶，”他最终开口，“我方保留异议，此条款待后续议约时重开。”
保留异议，就是今天不谈了。
等于让了。
她在心里出了口气，面上没动，“可以，记录在案，下一条。”
驿馆外头，有一间侧室，专门留给她的随行人员。
云瑶在里头，面前摆了张和外间一样规制的桌，桌上铺的是从快马上抄来的各地商贸报告，旁边压着一份她连夜写的条款分析。
她没有坐。
她站在窗边，窗缝开一条细线，能听见外间谈判桌那边偶尔透出来的声音。
隔音不好是刻意的，她安排的，为的就是这个。
外间说到茶叶那一段，她几乎是下意识屏了一下呼吸，然后听见太后那两个字，不行，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带着某种让人没法接茬的笃定。
云瑶轻轻把手里的笔搁下。
稳。
她比云瑶更稳。
这是她跟了快两年才彻底想明白的事。太后不是没有软肋，软肋不少，只是在这种桌子上，她把所有软肋锁起来，只开一道口，让对方摸进来，然后，关门。
云瑶拿起那份条款分析，下一轮最难啃的是港口的停靠权期限。
对方想要的是长约，至少十年，锁死停靠条件，什么时候来都能停。
这不行。
大胤沿海的港口，十年是太长，政局在变，税法在变，皇帝还小，十年后是什么光景，谁都说不准，一个锁死的长约，会变成一根绑在脖子上的绳。
她在纸上写了几行字，押上去，等着侍从给外间传。
外间，新一轮条款已经摆上桌。
“停靠权期限，”斯坦霍尔特拿着那份草案，“三年，太短。”
“五年，”她说，“五年一换约，换约时双方对等重议。”
“七年，锁定基础条款，其余可议。”
她没有说话，接过侍从递来的那张字条，展开，扫了一眼，合上。
云瑶写了三个字：不超六。
“六年，”她说，“锁定港口位置与停靠配额，其余条款每三年审一次，有变动双方协商。”
斯坦霍尔特的右手在文书边缘压了一下，没有压出什么，就是那么压了一下。
他在算。
她看得出来，不是不能接受，是在算对他们那边的说法能不能圆上。
“六年，”他抬起头，“审议周期，我方要求四年。”
“三年。”
“四年。”
她停了停，“三年半，折中，没得再谈。”
他盯着她看了两秒。
“好，”他说，“三年半。”
这一条，谈完了。
桌上的茶已经凉了，侍从进来要换，她摆了摆手，没让换，拿起凉茶喝了一口，继续往下翻文书。
她不觉得凉，其实，谈到这里，她浑身都是热的，不是那种紧绷的热，是某种东西在一条条落地时积起来的、踏实的温度。
还有一条最难的，压在最后。
东南沿岸通行权。
她拆开写了整整四页分析的那份长稿，放在面前，看了一眼，折起来，推到侍从手边，让他拿走。
不用了。
这条她不需要稿子。
她直视斯坦霍尔特，“通行权，我方的立场没有变。东南沿岸，不是自由水域，贵方船只需持令牌方可入港，通行路线提前报备，不报备、不持令的，一律视作异常船只处理。”
“处理，是什么意思？”
“你猜，”她说。
对面安静了一秒，然后斯坦霍尔特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更像是某种裂缝被压住了。
“太后，”他说，“这个条款，是底线？”
“是，”她说，“而且没有弹性。”
他看了她很久，久到旁边的副官有些不自在地挪了下位置。
“我需要带回去商议，”斯坦霍尔特最终说，“三日后，给太后答复。”
“三日，”她说，“我等。”
两个人同时把文书合上。
驿馆外，风从海上来，带了点腥，带了点咸，吹进半开的窗，把桌上的文书吹起一角，侍从伸手压住。
她看了那一角文书一眼，没有说话。
三日。
她给了三日，但她不觉得需要等满。
那个人，是个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