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斯坦霍尔特如期而至，比约定时间早了两个时辰。
侍从进来通报的时候，她正在看另一份折子，关于广州港扩建的预算，密密麻麻的数字压了整整三页。
“早了，”她没抬头，把那折子往旁边一搁，“让他进来。”
斯坦霍尔特走进来的时候，她注意到他身后只跟了一个副官，不是三日前那个阵仗，五人随行，文书箱抬了两只。
今天，一只箱子，一个人。
她心里有了数。
“太后，”他在对面坐下，没有绕弯子，把一份文书直接推过来，“东南沿岸通行权，我方接受您的条款框架，但有一点需要明确：令牌发放的周期与数量，希望写入附约，而非留给单方解释。”
她拿起文书，扫了一遍。
合理。
这是他能争到的最后一块地方，再不争，回去没法交代。她把文书放下，没有急着说话，给他一点等待的时间。
等待本身也是谈判。
“令牌配额，”她说，“按年核定，首年试行期间，发放数不超过二十牌，第二年起根据前一年实际使用情况浮动调整，上限由双方共议，写入附约，没问题。”
斯坦霍尔特的手指在桌上轻点了一下，不是敲，就是那么搭着，想了两秒。
“上限调整的触发条件，”他说，“需要量化，不能只写'共议'。”
她看他一眼，“你想写什么。”
“使用率超过八成，自动启动增量谈判。”
她想了一下，“七成五。”
“八成。”
“七成五，”她再说一遍，语气没有任何变化，“这是折中后的数，没有下一个数字。”
他顿了一顿，点头，“七成五，写入附约。”
这条，落了。
接下来是通行路线的报备时限，争了大概一炷香，他想要提前五日，她给七日，最后卡在了六日。
然后是异常船只的处置程序。
这一条他没再争，态度意外地平，把她起草的那份处置细则看了一遍，只提出把“击沉”二字改成“依规扣押”。
她同意了。
扣押和击沉，对大胤的实际操作影响不大，但落在纸面上，他们那边能好听一点。
她不需要在这种地方为难人。
文书一页页翻过去，窗外的光从正午偏到了午后，侍从换过两轮茶，她喝了半盏，对面那位几乎没动过杯子。
最后一页，通行权总则。
斯坦霍尔特拿起笔，在末尾落了签字，把文书推过来。
她接过来，看了一遍，没有挑剔，提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就这样。
她把笔放下，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某种东西收紧，然后松开了。
整整一个月。
从最初那份措辞强硬、几乎是最后通牒式的《泉州条约》修订草案，到今天这份——她在心里把两份东西过了一遍，没有完全的赢，但已经比一个月前任何人能想象的都要好。
停靠配额收回来了，通行权有了实质约束，东南沿岸不再是谁都能随意游弋的水域，而是大胤可以动真格管控的地方。
西方舰队，不会再越过那条线。
至少，这六年内不会。
“太后，”斯坦霍尔特把签好的副本收进箱子，站起来，看了她一眼，没有其他表情，只是看，“您是个难对付的人。”
“谢，”她说，“您也是。”
他停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这一个月里他第一次真正笑起来，不宽，但是真的，“那是，当然。”
他走出去，脚步稳，没有回头。
侍从把文书箱收好，副官在外头候着。她听到驿馆廊下靴声渐渐远了，消在了风声里。
她就坐在那里，把那摞文书看了一眼，今天签出去的，明日还要抄一式三份，一份送回京，一份存泉州府，一份留驿馆备档。
手续要走完，事情才算真的落地。
她起身，绕过桌子，走到窗边，推开那扇半合的窗。
海还是那片海，看不出任何变化，浑浊，辽阔，灰蓝色的水面在午后的日头下泛光，几艘渔船从远处慢慢漂过来，帆是旧的，被风撑开，像一块破布。
她站在那里，想起一年前，不，更早，五六年前，东南沿岸第一次出现洋船大规模停靠泉州港的奏报，是兵部的折子，措辞保守，说“或有贸易之意，不宜轻动”。
当时没有人觉得这会成为一个需要太后亲赴沿海谈判的问题。
现在，她站在这个驿馆的窗边，口袋里揣着一份刚刚落了双方签字的新约。
时移世易。
她不觉得自己赢了，赢这个字太大，也太短视。一纸条约约束的是当下，六年后还要再谈，对方的舰队还在，利益的博弈不会停，她只是在这一个月里，把大胤能争的那一部分争到手了。
仅此而已。
海鸟从窗外飞过，叫声很短，被风扯散。
她把窗重新半合上，回到桌边，把今天签出去的文书再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让侍从收好。
第二天，泉州知府设宴，替她接风、庆约，宾客里有本地商号的几个东家，有驻港的武官，还有几个看热闹、盼着海上太平做生意的本地士绅。
宴上气氛松动，有人举杯来道贺，说太后此来，东南从此安稳，说得很诚心，不是场面话。
她喝了那杯酒，没多说什么，笑了一下，把杯子放下。
安稳不安稳，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的事。
但今晚，可以先让这些人高兴一下。
隔了两日，她准备起程回京。
出发那天清早，码头上有人来送行，本地官员、商户代表，还有一个她没想到的人。
斯坦霍尔特，站在码头边上，随行只有那个副官，没有任何仪仗。
她从车里出来，看了他一眼，走过去。
“送行，”他说，“不是规矩，只是……”他想了想，没找到合适的词，改了方向，“太后此行辛苦。”
“你们也辛苦，”她说，“千里来谈，结果谈输了大半，心情不会好。”
他看着她，哈了一声，不是笑，更像是叹，“太后这话，让人不知道怎么接。”
“不用接，”她说，“说真的，这趟你们也不亏，之前泉州港那套混乱的停靠惯例，你们自己也知道不能持续，这次把规则落在纸面上，长远来说，对你们做生意也是好事。”
斯坦霍尔特沉默了一下，眼神有点奇怪，不是对立的那种，是某种被看穿之后、反而无话可说的安静。
“太后，”他最后说，“六年后，再谈。”
“六年后，”她说，“我等。”
她没有再多停，转身上船。
船离岸的时候，她站在甲板上，回望了一眼码头，斯坦霍尔特还站在那里，身形被距离压小，衬在灰白的海天背景里，像一个钉在原地的棋子。
她把视线收回来，转身走进船舱。
折子堆了一摞在桌上，是她在泉州这一个月积压下来的政务，回京前要先过一遍。
她坐下，拿起第一份，展开，提笔。
船在海浪里微微起伏，窗外是开阔的海，还有更远处、模糊的岸线。
新约在行囊里压着，墨迹已干，字字落地。
往后的事，往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