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澳门总督府向里斯本发回一份长篇报告。
报告的起草人是澳门总督若泽·德·索萨·佩雷拉，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甲午战争结束后四年来，东南亚华人社区对清朝的态度变化，以及对葡萄牙认知的转变。
这份报告是佩雷拉在收到陈明德从坤甸辗转带回里斯本的消息后，亲自走访了澳门、香港和新加坡三地的华人商会，历时两个月完成的。
随报告一起送来的还有一份附件——
陈明德从坤甸返回后，通过澳门总督转交的一封亲笔信。
陈明德在信中写道：兰芳公馆已秘密联络了西婆罗洲十二家华人商会，其中九家明确表示“愿意在葡萄牙的保护下继续经营”，两家持观望态度，只有一家拒绝。
拒绝的那家是荷兰人扶持的代理商。
陈明德的信末附了一句：“甲午一役，清朝在华人心中已失天命，如今坤甸华人私底下谈的已经不是清朝。”
卡洛斯把陈明德的信放在桌上，抬头看着在座的几个人。
“陈明德的信大家都看了，九家商会愿意接受葡萄牙的保护。
清朝在甲午年丢掉了海外华人对它最后的信任。
澳门总督的报告今天刚到，佩雷拉在东南亚跑了两个月，走访了三十多家华人商会和上百名华人社区领袖，得出的结论和陈明德的信完全一致。”
里贝罗翻开佩雷拉报告的摘要。“佩雷拉总督在报告里详细分析了海外华人对清朝失望的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1马关条约，清朝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两亿两白银。
台湾的华人跟东南亚华人社区有很深的家族和经济联系，割让台湾在海外华人圈里震动极大。
第二是1898年6月的百日维新，光绪皇帝试图推行改革，结果被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镇压，皇帝被软禁，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
这件事让海外华人中的知识分子对清朝彻底失去了信心。
第三是清朝在甲午战争后试图吸引海外华资回国投资，但承诺的保护华侨财产的法律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过。
华人在清朝的投资回报周期极长，且经常被地方官员以各种名义侵占。
佩雷拉在报告里引用了新加坡一位陈姓商人说的原话——
‘清朝连自己的皇帝都保不住，怎么保我们？’”
“佩雷拉这份报告写得比我们预期的更深入。
他不仅分析了华人对清朝的失望，还专门用一章篇幅分析了华人对葡萄牙的态度转变。”
平托从报告里抽出夹着标签的一页，“他说，海外华人对葡萄牙的认知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显着变化。
主要原因有三项。第一是澳门在葡萄牙治下的稳定。
澳门虽然小，但自从1557年葡萄牙人租借以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
甲午战争期间，澳门成了许多从香港和广州逃出来的华商的临时避难所，这些华商在澳门看到了葡萄牙的法律和秩序。
还有就是葡萄牙这几年在太平洋上的扩张。
从关岛到棉兰老，再到马里亚纳和加罗林。
海外华人商会的报纸，尤其是新加坡的《叻报》和《槟城新报》，对这些事件做了详细的报道。
华人社区普遍认为葡萄牙作为欧洲中等强国，在保护侨民方面比清朝更有能力。
我们在婆罗洲的华人自卫队计划，陈明德在坤甸的活动虽然不是公开的，但东南亚的华人商会通过内部渠道早就知道了。
华人对葡萄牙的期望已经从‘贸易伙伴’变成了‘潜在保护者’。”
卡洛斯合上报告。
“海外华人对葡萄牙的态度转变，加上我们正在秘密推进的婆罗洲行动计划，意味着我们在东南亚拥有了一片越来越大的华人支持基础。
这些人他们自己在比较了清朝、荷兰和葡萄牙之后主动选择葡萄牙的。
甲午战争把清朝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撕掉了。
海外华人现在是孤儿，他们在找养父。”
“养父这个词很准确。
清朝现在正在经历戊戌变法的余震，光绪被软禁，慈禧重新垂帘听政，康梁流亡海外。
帝国政府正在酝酿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总理衙门内部对葡萄牙的态度因为甲午战争后的外交困境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已经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在欧洲列强面前强硬维护自己在华人社区中的宗主权了。
葡萄牙在这个时候介入东南亚华人事务，不会像过去那样受到清朝的强烈反对。
这份报告如果让伦敦和柏林看到，他们可能会重新评估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力量。”
“这份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我们制定下一步在婆罗洲的策略。
陈明德带回来的九家商会同意接受葡萄牙保护的承诺，意味着我们在坤甸已经有了可靠的地面支持力量。
加上海军正在制定的婆罗洲行动预案，我们在东南亚的布局正在从‘外部观望’转向‘深度介入’。
东南亚的华人社区正等着看谁会第一个伸手，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等太久，迟则生变，这块肥肉应该尽早掌握在帝国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