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远知道张明堂给傅南洲寄东西的事，是听林凯无意中透露的。
那天他路过井台边，听见林凯正蹲在那里系鞋带，像是顺口跟旁边的人说了一句：“傅南洲他大哥寄了不少腊肉过来，挂在屋檐下好几块，看着就香。”
张明远脚步顿了一下，没有过去问，低着头走回了知青点，在桌边坐了半天没说话。
直到宋玉兰端着碗进来的时候，他才把凳子往后一推，声音压得很低，但带着一股掩不住的烦躁。
像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他给傅南洲寄东西了。他是我哥，是我哥，他凭什么只给傅南洲寄？”
宋玉兰把碗放在桌上，没有接话。张明远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转身走回来，继续喋喋不休的说道：“他给傅南洲寄了腊肉、干枣、核桃，都是好东西。
他是我哥，是我哥，他凭什么只给傅南洲寄？”
宋玉兰在桌边坐下来，过了片刻才说：“那你打算怎么办？你又能做什么？”
张明远在炕沿上坐下：“我能怎么办？难道还要我去问他？要问他为什么给傅南洲寄东西？”
宋玉兰没有接话。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张明远没有再继续那个话题，但那句话已经落在了桌面上。
宋玉兰其实也不知道张明远能怎么办？虽然她站在张明远这边，因为她也想要好东西。
但她不知道张明远能做到什么地步。
周淑怡是在几天后收到张明堂的回信的。
她拿着信站在客厅里拆开，看完之后没有立刻放下，又看了一遍，才慢慢折好放进信封里。
张怀远坐在桌边，看见她脸色不对，问了一句：“他说什么了？”
周淑怡把信封放在桌上：“他说我说的那些话不对。他说我没养过傅南洲，没有资格要求他做任何事。
他还说，傅南洲被我们逼着下乡，回敬我们也不过是应该的。他怎么能这么说？他还是我儿子吗？”
张怀远没有接话。周淑怡在桌边坐下来，声音带着一层压不住的闷：“我是他妈，我说几句怎么了？他凭什么这么说我？”
张怀远依然没有接话。他没有去看那封信，也没有替张明堂辩解。
他只是坐在那里，像是一根已经冻透了的柴火，无论火苗怎么舔，都冒不出一丝热气来。
几天后，周淑怡病倒了。不算重，但也不算轻，头晕、乏力、吃不下东西，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张怀远叫她吃饭，她摆了摆手说不想吃，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头。
第二天她还是没有起来，第三天早上才勉强坐起来，张怀远端了一碗粥放在床头柜上，她没有立刻喝，开口说了一句：“你跟我爸妈说一声，就说我病了。”
张怀远站在床边看了她一眼，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周淑怡见他没有动，又补了一句，声音比方才低了一些，带着一层说不上是委屈还是固执的意味：“你跟大哥他们也说一声，就说我病了。”
张怀远转身走出屋，去了邮电局。他拨通干休所的电话，把周淑怡生病的事说了，电话那头的人应了一声，没有多问。
消息传到了大伯和大舅那里。大伯接到电话之后，沉默了片刻，对传话的人说了一句：“知道了。”
他没有多问病情，也没有说要不要去看。
大舅那边接到消息的时间稍晚一些，听完之后也没有多说什么，在桌边坐了一会儿才开口：“她选的路，她得自己走。病了就看病，不用来告诉我。我又不是医生，我难道还能给她开药不成？”
两个人都没有问周淑怡的病严不严重，也没有让人捎东西过去。
张怀远等了几天，没有等到任何回复。他没有再往干休所打电话，也没有跟周淑怡提起这件事。
周淑怡在屋里躺了两天之后，自己坐起来吃了半碗粥，像是终于意识到那些她以为会打来的电话始终没有响起。
她坐在床头看着窗台上那盆落了一层灰的冬青，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也没有再把被子拉回肩头。
窗外的风从走廊尽头吹过来，像是什么话也没有再说。
张怀远在灶台边坐了一会儿，把锅里剩下的粥盛进碗里，端到桌上，没有去看那扇关着的门。
周淑怡病加重了，只能去医院看病。医生让她住院，之所以觉得，这样或许就能让大哥他们妥协，也是让张怀远去办理了入院手续。
在医院住到第三天的时候，病房的门始终没有被人从外面推开过。
她躺在病床上，目光落在门板上那道细长的裂缝上，偶尔有护士推门进来换药，她抬一下眼皮又垂下去。
张怀远每天来一趟，坐一会儿就走，有时候带一碗粥，有时候带两个馒头，放在床头柜上。
他没有多问，她也没有多说。
大年三十那天早上，病房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有人正在楼下院子里扫地，竹扫帚刮过水泥地的声响在清冷的空气里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