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人下一次出现是在三天后。
同样的咖啡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灰色外套。
姜建军这次坐在门口的位置，面前放了一杯没怎么动过的柠檬水。服务员过来问他要不要续杯，他摇头，服务员又问他是不是在等人，他说是，服务员说那要不要先点个蛋糕垫垫肚子，他说不用，服务员说那要不要试试我们新出的提拉米苏，他说：你再问我一次我就点一杯白开水坐一天。
服务员走了。姜建军低头翻菜单，余光像探照灯一样扫着门口。
她从门口进来的时候，姜建军正把菜单翻到甜品页，上面的提拉米苏标价十二块。他心想，十二块，够在铁子那儿吃三碗炸酱面了。她径直走向林志文那桌，坐下、交东西、站起来、走人，节奏跟上周完全一致——全程不超过三分钟。
姜建军把两块钱压在杯子底下，推开咖啡馆的门跟了出去。两块钱是柠檬水的钱，他犹豫过要不要放一块五，但怕服务员追出来。
她出门之后左转，沿着街往北走。姜建军跟得不近，大约隔了四十米——这个距离是他反复试验过的，小于三十米容易被余光扫到，大于五十米容易跟丢，四十米是黄金分割点，比数学课上学的东西有用多了。
她走路的速度不快不慢，手没有插兜，购物袋挂在左手腕上晃荡，里面的信封轮廓还在。她经过三个路口，两次站定等红绿灯，没有回头，没有停顿，没有看橱窗玻璃的反光。姜建军心想，这女人要么是专业干这个的，要么就是天生走路不看风景——这两种人都挺可怕。
到第四个路口的时候她左转进了一条窄街。姜建军在她转弯后等了几秒才跟上去——这是铁子教他的：转弯之后别马上跟，正常人转弯之后会下意识回头看一眼，你等五秒再动。
姜建军等了五秒。他还在心里数了，一、二、三、四、五。然后他跟上去，刚走到街口就看见她停在了一栋楼的侧门前面，正在从购物袋里掏钥匙。
那栋楼是普通的居民楼，灰白色外墙，侧门有一盏灯。她在门口站了不到五秒就进去了，消失在门后。
姜建军站在街对面一家干洗店的遮雨棚下面，记住了这栋楼的地址和街名。他在心里默念了三遍——这是外公教他的：重要的事念三遍，念完马上写下来，写完之后再念一遍。四遍之后如果还忘了，那就是老天不让你记住。
他念到第四遍的时候，干洗店老板娘出来收衣服，看了他一眼。姜建军冲她点了点头，老板娘也点了点头，然后收走了他头顶那件羽绒服。姜建军这才发现自己站在人家店门口挡了生意，赶紧走了。
他沿原路返回，走回咖啡馆门口的时候往里面瞟了一眼——林志文那桌已经空了，杯子也没了。他心想，收拾得还挺快。
回到美华楼的时候铁子正在后厨炸酱，整个厨房弥漫着一股肉末和甜面酱混合的气味。姜建军进来的时候铁子头也没回：跟上了？
跟上了。姜建军拉开椅子坐下，住在一栋灰白色的楼里，侧门进去的，有灯。
铁子把火关小了一点，回头看了他一眼：你记地址了吗？
记了，布鲁克林区，多瓦尔街，一百四十七号。
铁子点点头，转回去继续搅酱：那楼我路过过几次，都是出租房，租客流动性大。她住那边的话，不太容易被邻居记住。
她不是路过。姜建军说，她掏钥匙开门进去的，像是回自己家。
铁子把酱锅端下来，放在一边晾着：那你觉得她是什么人？
要么是林志文那条线上专门负责接货的，要么她自己就住在离陈国栋店不远的地方方便活动。
铁子想了想：你觉得哪个可能性大？
姜建军没回答，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掏出兜里的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把地址写了上去。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像是怕写错一个数字就前功尽弃。
铁子走过来看了一眼他的字：你写字还是那么丑。
我的字不丑，是你看不懂草书。
你这是草书？你这不是鸡爪扒地吗？
姜建军把笔记本合上：你懂什么，做我们这一行的，字越难看越好，万一被人捡到了，认不出来。
铁子说：你要是被敌人捡到笔记本，他们估计会以为是某个医生的处方单。
姜建军没理他，把笔记本塞回兜里。
晚饭是炸酱面。姜建军吃了两碗，铁子吃了三碗。吃完之后姜建军帮着洗碗，铁子靠在门框上剔牙，忽然说：你今天跟了她多久？
从咖啡馆到她住的地方，大约十五分钟。
她中间停过吗？
停了两次等红绿灯。
没做别的？
没有。走路很直，没绕路。
铁子点点头：那她就是单纯的取货送货，不负责反跟踪。
那如果她是负责反跟踪的呢？
铁子把牙签从嘴里拿出来，看了他一眼：那你就已经暴露了。
姜建军手里的碗顿了一下：你觉得我暴露了？
不一定。铁子说，但你明天别再去那条街了，换我去看看。
姜建军想了想：
第二天一早，铁子出门了。姜建军留在美华楼里看店。说是看店，其实就是坐在柜台后面发呆，偶尔有客人进来买包烟或者买瓶水，他收钱找钱，动作很机械。
到了中午铁子还没回来，姜建军有点坐不住了。他在柜台前面来回踱了几趟，又坐下来，把笔记本翻开，在地图上圈出了那栋楼的位置。然后他又看了看陈国栋的店——确实不远，大约三站地，属于同一个社区。
他把地图合上，又翻开，又合上。他觉得自己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但他不想承认。
下午两点多，铁子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把外套脱了挂起来，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柜台上推过来。
吴先生那边来的。铁子说，顺路带回来的。
姜建军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写了几行字。吴先生的字迹比外公的要潦草一些，但信息清楚。
他看完第一遍，又看了第二遍，然后抬起头看着铁子：水鸟。
什么水鸟？
她的代号。姜建军把信递给铁子，她叫水鸟。高文远仓库那边的人，负责往外带东西。
铁子接过信扫了一遍，眉头皱起来：她住在林志文附近，也在看林志文？
对。老周安的双重观察点。
那林志文知道吗？
可能知道一部分。姜建军说，他知道她是信使，但不知道她也在看他。
铁子把信折好放在柜台上：那林志文要是发现了呢？
沈先生说，他如果聪明就装作不知道继续交接，如果不够聪明就会换路线换时间。
铁子沉默了一会儿：你觉得他聪明吗？
姜建军想了想：他能被选中干这个活儿，应该不蠢。
那不一定。铁子说，我认识一个人，看着挺精明的，结果被人骗了三次都没反应过来——同一拨人骗了他三次。
后来呢？
后来那人被抓了。
姜建军觉得铁子这个故事好像跟林志文没什么关系，但他也没反驳。
当天下午沈先生自己来了。他站在菜市场铁门外面，隔着大约二十步的距离，手里拿了一杯外带咖啡，像在等人。
姜建军从美华楼门口走出去，走到铁门旁边的排水管附近停下，手里拿了一个苹果——他从柜台上顺手拿的，本来是铁子买来自己吃的。他啃了一口，看着街对面的方向，像任何一个出来溜达的小孩。
沈先生没有看他，声音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水鸟不只是信使。她跟高文远仓库的新任管理员是表亲。
姜建军啃苹果的动作没有停。他心想，表亲，这关系还挺近。
她的任务是从仓库里往外带东西，交给林志文。沈先生说，但她被安排进去，本意不是当信使——她被安排进去是为了看着林志文。
姜建军把嘴里的苹果咽下去：那林志文知道她是谁的人吗？
可能知道一部分。沈先生把同样的信息重复了一遍，他知道她是信使，可能不知道她同时也在看自己。但她住得离他那么近，他迟早会察觉。
察觉之后呢？
如果他聪明，他会装作不知道，继续跟她交接。如果他不聪明，他会换地方、换路线、换时间。沈先生喝了一口咖啡，你继续蹲。
姜建军把苹果核丢进旁边的垃圾桶里：水鸟的住处有第二个人进出吗？
目前没有发现。那栋楼租户不多，进出的人少。
那信箱呢？姜建军想起一件事，她的信箱里有没有不是她的信？
沈先生转过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点意外，像是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暂时没有观察到。他说，但你可以留意一下。
姜建军点了点头。
沈先生端着咖啡转身往菜市场里走了。步伐跟平时一样稳定，不急不慢的。姜建军站在排水管旁边多等了一会儿，等到沈先生完全消失在人群里，才转身往回走。
回美华楼的路上他一直在想水鸟的信箱。沈先生说暂时没观察到，但没观察到不代表没有。可能是观察的时间不够长，也可能是寄信的人还没开始行动。
他回到美华楼，铁子正在柜台后面看报纸。姜建军走过去，把刚才沈先生说的话大致转述了一遍。
铁子听完之后放下报纸：表亲？那她那个管理员表哥可够信任她的。
表哥？你怎么知道是表哥？
猜的。铁子说，这年头干这事儿的，表姐表妹的也有，但概率低一些。
姜建军觉得铁子的分析不太严谨，但他也没法反驳。
接下来的两天姜建军没再去那条街。他按照铁子的建议，换了个方式——从美华楼出发，绕远路去买菜，路线经过多瓦尔街附近，但不直接从那栋楼门口走，而是从旁边的巷子经过，远远看一眼。
第一天他经过的时候，水鸟住的那栋楼侧门关着，楼下没有人。
第二天他又经过了一次，侧门还是关着。但他注意到一件事——二楼的窗帘动了一下。他站在原地多看了几秒钟，确认是风吹的，不是有人在后面拉。
他把这个细节记在本子上：二楼窗帘，可能是风，也可能是有人在观察街道。
第三天中午，铁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又带了一个信封。这次他直接放在柜台上：吴先生那边又来信了。
姜建军拆开一看，比上次的信长一些。吴先生这次字迹稍微整齐了一点，可能是在比较平稳的地方写的。
信上说，老周那边确认了水鸟的活动规律。她每隔四天跟林志文碰一次面，传递的是流出的文物清单或者交货记录。碰面地点不固定，但最近几次都在那家咖啡馆。她的真实姓名仍然未知，但她的住址跟林志文的住址在同一条路上，间隔约两个路口。
姜建军把信看了两遍。四天一次，跟上次推测的一致。
他把信收好，翻开笔记本，在那一页加了一行字：真实姓名未知。住址靠近林志文。老周安插的双重观察点。碰面频率：四天一次。上次碰面：上次记录后的第三天。下次碰面：约三天后。
写完之后他看了一下日历，在三天后的日期上画了一个圈。
然后他翻到新的一页，开始画一张街道图。林志文的住处、咖啡馆、水鸟的住处、陈国栋的店铺，四个点连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
他估算了一下每个点之间的距离和时间。水鸟从家到咖啡馆大约八分钟，林志文从家到咖啡馆大约十分钟，两人见面三分钟。陈国栋的店铺在咖啡馆东北方向大约十五分钟步程。水鸟每次走完之后的去向不是陈国栋的店，而是她的住处，说明东西不会直接送到陈国栋手里。
那东西在她家里可能停留一段时间。姜建军自言自语。
铁子从后厨探出头：你说什么？
我说水鸟家可能是个中转站。
铁子缩回去了，过了一会儿端了一杯水出来：中转站？
她取货，带回家，然后有别的人来取走。
铁子喝了口水：谁取？
不知道。姜建军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他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准备下一次递信的时候问沈先生。
但他还没来得及递信，当天下午事情就有了变化。
那天是星期六，菜市场比平时热闹很多。姜建军在美华楼门口坐着晒太阳，忽然看见一个人从街对面走过去——灰色外套、短发、购物袋挂在左手腕上。
是水鸟。
姜建军一下子坐直了。他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七分。不是碰面的日子，她出来干什么？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水鸟这次走的路跟上次不一样。她没去咖啡馆的方向，而是往反方向走，穿过菜市场，经过两条街，最后停在了一家洗衣店门口。
姜建军远远站着，装作在看手机——其实他的手机早就没电了，他只是举着那个黑屏的砖头假装在滑。
水鸟进了洗衣店。过了大约五分钟，她出来了，手里多了一个袋子——不是购物袋，是一个干净的塑料袋，里面像是装着叠好的衣服。
姜建军心想，她还真的来洗衣服？
他继续跟着。水鸟拎着那袋衣服原路返回，没有绕路，没有停顿，直接回了住处。
姜建军站在干洗店的雨棚下面思考——她真的只是来取衣服？还是洗衣店里有人在跟她接头？
他决定下次得去那家洗衣店看看。
接下来的三天姜建军没闲着。他去了那家洗衣店两次，第一次是进去问能不能干洗羊毛衫——他没有羊毛衫，但他觉得这个理由比较合理。店主是个中年女人，态度一般，说干洗一件十五块。姜建军说有点贵，店主说那你别洗。姜建军说那我考虑一下，就走了。
第二次是隔了一天去的，这次他拿了一件铁子的夹克——那件夹克其实不需要洗，但姜建军说请人家帮忙洗一下，铁子就给了。他进了洗衣店把夹克递给店主，店主看了看标签，说这件可以水洗不用干洗，姜建军说那你水洗吧，店主说三天后来取。姜建军交了钱，在店里站了一会儿，扫了一眼四周——墙上挂着各种价目表，角落里堆着几袋衣服，没有看到像暗号的东西。
他出来之后有点失望。但他告诉自己，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大部分时间都在白费力气。
那天晚上他和铁子坐在后厨吃晚饭，姜建军把洗衣店的事说了一遍。铁子听完之后说：你花十五块钱就为了看一眼那家店？
顺便洗了件衣服。
那件夹克是我去年买的。
所以我帮你洗了。
我没让你洗。
那你下次别借给我。
铁子瞪了他一眼，但也没再说什么。
过了两天，姜建军去洗衣店取夹克。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店主正在把熨好的衣服挂起来。她看见姜建军，说：来取夹克？
姜建军点头。店主去后面找了一会儿，把夹克拿出来递给他，叠得整整齐齐。姜建军接过衣服的时候余光扫到柜台上放着一封信——白色的信封，没贴邮票，上面写了一串地址。
他看了一眼那个地址，心里咯噔一下。
那地址是多瓦尔街一百四十七号。
水鸟的住处。
他装作没看见，拿着夹克出了门。走出去之后他没有马上回美华楼，而是在街边站了一会儿，把刚才看到的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洗衣店的柜台上有一封信，收件地址是水鸟的住处。那封信没有邮票，说明是有人直接放过去的，不是通过邮局。谁放的？什么时候放的？是寄给水鸟的，还是有人用她的地址收东西？
他把这些问题记在心里，回到美华楼之后立刻翻开笔记本写了下来。铁子凑过来看了一眼：你又记什么了？
姜建军把洗衣店的事跟他说了。铁子听完之后沉默了半晌：那封信你看到是谁放的吗？
没有。我到的时候信已经在柜台上了。
那可能是店主放的，也可能是之前有人去送去的。
姜建军想了想：我明天再去一次。
再去洗衣服？
不，我去寄信。
铁子看着他：寄什么信？
姜建军笑了一下：就寄一封信。地址写沈先生那边的一个安全地址，收件人随便编一个名字。我就是进去看看那个信封还在不在。
铁子点点头：你脑子还挺好使。
我一直挺好使的。
那你帮我算算这个月的账吧，我怎么觉得少了二十块钱。
姜建军说：这个我算不了。
为什么？
因为二十块钱的账目通常都是被你自己花了，你忘了。
铁子想了想，说：你说得有道理。
第二天姜建军去洗衣店寄信。他拿了一个普通的白色信封，上面写了一个假地址和假名字，里面塞了一张白纸。
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店主正在擦柜台，那个白色的信封已经不见了。姜建军心里一动，但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把信放在柜台上说：寄信，平邮。
店主拿起来看了看：寄到哪儿？
姜建军报了那个安全地址，店主说：你这个地址不在本区，得到邮局去寄。
姜建军说：哦，我以为你这里可以寄。
店主说：我这里只收干洗。
姜建军把信收回来：那算了，我去邮局。
他转身走了。出了门之后他在心里把信息整理了一遍——信封不见了。可能是被寄走了，可能是被人取走了，也可能只是被店主收进了抽屉里。
他回到美华楼把情况告诉铁子。铁子正在剥蒜，听完之后手上的动作没停：你觉得是谁取走的？
两个可能。一个是水鸟自己来取，一个是帮水鸟收信的人来取。
哪个可能性大？
不知道。姜建军说，但我注意到一件事。
什么事？
那封信的收件地址是多瓦尔街一百四十七号，但没写收件人名字。
铁子剥蒜的手停了一下：没有收件人名字？
对，只写了地址。
铁子放下蒜，擦了擦手：那就是说那封信只要是住在那个地址的人都能收。可能信本身就是寄给的，也可能是有人故意不写名字，防止被截获后暴露身份。
姜建军坐到椅子上：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大。
铁子继续剥蒜：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蹲一蹲那家洗衣店。
蹲多久？
不知道。姜建军说，先蹲两天看看。
接下来的两天姜建军都在蹲洗衣店。他每天下午去，坐在洗衣店斜对面的一家快餐店里，点一杯最便宜的可乐，坐两个小时。
第一天什么都没看到。进出的都是普通顾客，拎着脏衣服来送洗，或者取洗好的衣服回去。水鸟没出现。
第二天也差不多。姜建军喝了两杯可乐，上了三趟厕所，觉得自己的膀胱快要撑不住了。他正准备走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从洗衣店里出来——一个男人，中等身材，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男人手里没有拿衣服。他空着手从洗衣店出来，左转，沿着街快步走了。
姜建军放下可乐杯，跟了上去。
那个男人走路很快，姜建军跟得有点吃力。他穿过两条街，拐进一条巷子，然后停在一辆停在路边的灰色轿车前面，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姜建军站在巷口，远远记下了车牌号。然后那辆车发动了，从巷子里开出来，右转，汇入车流，很快就看不到了。
姜建军站在原地把车牌号默念了三遍，然后往回走。他回到美华楼的时候铁子正在准备晚饭，他把车牌号写在了笔记本上。
铁子探头看了看：谁的车？
不知道。姜建军说，一个男人，从洗衣店出来，棒球帽，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你怀疑他跟水鸟有关？
那家洗衣店除了洗衣服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作用——传递东西。姜建军说，有人把信放在柜台上，然后另一个人来取走。信上没有收件人名字，说明这是一条不针对特定个人的传递通道。
铁子想了想：那那个男人可能就是水鸟的上线。
也可能是水鸟的下线。
区别在哪儿？
上线是给她派活儿的人，下线是她派活儿的人。姜建军说，我不知道他是哪头的。
铁子把菜倒进锅里，油锅发出一阵滋滋声：那你打算怎么查？
姜建军合上笔记本：车牌号是一个线索。明天我让沈先生帮忙查一下。
铁子翻着锅里的菜：你觉得沈先生会帮你查这个？
姜建军说，因为他也想知道。
第二天一早姜建军把车牌号写在一张纸条上，夹在报纸里，放到了旧藤椅底下。中午的时候报纸还在，但纸条不见了。
下午沈先生没来。姜建军有点着急，但他告诉自己不要急。情报工作就是这样，你得等。
等到了晚上，姜建军吃完晚饭正在柜台后面剥橘子，铁子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递给他。
有人塞在门缝里的。
姜建军接过来，展开一看，上面是沈先生的字迹：车牌号查过了，属于一家租车公司，三天前被一个叫王建民的人租走。王建民的身份信息是假的。
姜建军看完之后把纸条撕碎扔进了垃圾桶。
铁子看他表情不对：查不到？
车牌是租车公司的，租车人的身份是假的。
铁子靠在柜台上：那就断了？
姜建军沉默了一会儿：没断。假身份说明那个人不想让人查到。不想让人查到说明他做的事情不能见光。不能见光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找的事情。
铁子说：你这话说得挺绕的。
但没错。
姜建军把橘子剥完了，递给铁子一半。铁子接过去，两个人一人一半，站在柜台前面默默地吃。
窗外的天色已经全黑了，菜市场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照在街上。姜建军看着那片光，心里在盘算下一步。
水鸟、林志文、陈国栋、洗衣店、棒球帽男人、假身份租的车。这些点之间应该有一条线连起来，他现在还没找到那条线。
但他知道自己迟早会找到。
明天我去咖啡馆。姜建军把橘子皮扔进垃圾桶，后天水鸟应该会跟林志文碰面，我想看看有没有变化。
铁子说：你小心点。
我一直很小心。
你上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差点被人发现。
那次是意外。
你每次都说意外。
姜建军没接话。他从柜台下面拿出笔记本，翻到那一页，在日期旁边加了一个问号。
然后他合上笔记本，上楼睡觉了。
三天后的下午，姜建军准时出现在那家咖啡馆。
他选了一个不一样的位置——靠墙的卡座，能看到门口，也能看到林志文常坐的那张桌子。他点了一杯美式咖啡，加了很多奶和糖，因为他其实喝不惯苦的。
他等了大约十分钟，林志文来了。他穿着深蓝色的外套，跟上次颜色不同，但风格类似。他坐在老位置上，面前放了一杯水，没点东西。
又过了大约五分钟，水鸟来了。灰色外套，短发，购物袋——跟上次一模一样。她径直走向林志文那桌，坐下、交东西、站起来、走人，全程不超过三分钟。
姜建军注意到一个细节：水鸟这次交的东西不是信封，是一个扁平的牛皮纸袋。
他把这个记在心里，等水鸟出门之后，他没有马上跟出去。他喝完那杯美式咖啡，又坐了两分钟，才站起来去结账。
出了咖啡馆之后他往左转，沿着街往北走——水鸟走的方向。他走了大约五分钟，没有看到水鸟的身影。他并不意外，因为他本来也没打算跟太紧。
他继续往北走，经过两个路口，然后拐进多瓦尔街的方向。他远远看到了那栋灰白色的楼，侧门的灯亮着。他放慢脚步，装作在找门牌号的样子，从楼前经过。
经过的时候他看了一眼侧门——门是关着的，但门缝里夹着一张东西，像是纸条或者卡片。
他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往前走，走过整条街，在路口拐弯，然后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美华楼。
铁子正在后厨剁肉，见他回来，放下刀：怎么样？
东西换了。姜建军说，这次不是信封，是牛皮纸袋。
内容不一样？
可能。也可能只是包装换了。
铁子拿起刀继续剁：你觉得是什么？
两种可能。姜建军说，要么是清单，要么是实物。
实物？
如果高文远仓库那边有体积小的东西，他们会用牛皮纸袋装着带出来。
铁子把剁好的肉装进碗里：那你觉得是哪种？
姜建军没回答。他走到柜台前面坐下，翻开笔记本，在那一页加了一行字：交接物品形式变化：信封→牛皮纸袋。推测：物品类型或数量发生变化。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他总觉得今天有什么不对，但一时说不上来。
过了大约十秒钟，他忽然坐直了：她今天出门的时间比上次早了。
铁子从后厨探出头：什么？
上次她出门是下午四点多，这次是下午三点多。姜建军说，时间变了。
铁子沉默了一下：你觉得她是故意的？
可能。也可能只是今天有事。姜建军说，但如果她开始变时间，就说明她可能察觉到了什么。
他翻开笔记本，在刚才那行字下面又加了一句：交接时间提前约一小时。原因不明，需持续观察。
然后他又想起一件事——侧门缝里夹着的那张东西。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可能是别人塞进去的广告，也可能是别的东西。
明天我得再去一趟多瓦尔街。他说。
铁子端着一碗肉馅走出来：你还去？
我想看看那张纸条还在不在。
如果不在呢？
那就说明被人取走了。
如果在呢？
那可能就是广告。
铁子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姜建军说：情报工作大部分都是废话，偶尔能抓到一句有用的。
铁子摇摇头，端着他的肉馅回后厨去了。
姜建军一个人坐在柜台前面，看着窗外的街灯。他在心里把这几天的线索重新排了一遍——水鸟、林志文、陈国栋、洗衣店、棒球帽男人、牛皮纸袋、时间变化、侧门的纸条。这些点像是在他脑子里排成了一行，但还缺一个关键的连接点。
他在想，那个连接点在哪里？
他想了很久，想得头都有点疼了。最后他决定先不想了，去帮铁子包饺子。包饺子的时候脑子不用动，说不定反而能想明白。
果然，在他包到第十七个饺子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家洗衣店除了水鸟和棒球帽男人，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
他放下饺子皮，擦了擦手，回到柜台前面翻开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洗衣店的店主是什么身份？
这个问题他之前一直忽略了。店主可能是普通人，只是碰巧被选作了传递点；也可能她也是这个网络里的一环。
他决定明天去查查那家洗衣店的背景。
第二天下午姜建军去了那家洗衣店。他不是去洗衣服，也不是去寄信——他带了一张旧照片，说是想问问店主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那张照片是他从铁子那儿要来的，拍的是铁子的一个远房亲戚，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店主接过照片看了看，说：不认识。
姜建军把照片收回来：哦，那可能找错了。谢谢。
他没急着走，在店里站了一会儿：你这店开了多久了？
店主看了他一眼：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
店主没接话。气氛有点冷。姜建军识趣地走了。
出来之后他站在街边想：店主刚才的反应有两种解释，一是她只是个普通生意人，不爱跟陌生人多说话；二是她警觉性很高，不想被人盘问。
他倾向于后者。
回到美华楼之后他把今天的收获跟铁子说了。铁子正在擀饺子皮，听完之后说：你拿我表舅的照片去问人家？
那张照片还是我前年借他钱的时候拍的。
那你表舅现在还你钱了吗？
没有。
姜建军觉得这个回答不太意外。
铁子擀完一张皮：所以你觉得那个店主有问题？
不一定有问题，但至少不是普通的店主。姜建军说，普通人被问店开了多久，通常会直接回答，不会反问。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再观察一段时间。
你这话说了好几次了。
姜建军拿了一张饺子皮开始包：因为观察就得花时间。
铁子没再说什么。两个人沉默地包了一会儿饺子，厨房里只剩下擀面杖和案板碰撞的声音。
窗外的天色又暗下来了。姜建军包完最后一个饺子，洗了手，走到窗前往外看。菜市场的方向亮着灯，街上人来人往，看起来跟任何一天都没有区别。
但姜建军知道，这条街上每一天都在发生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事。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事从平常里挖出来。
他回到柜台前面，翻开笔记本，在洗衣店三个字下面画了一个圈。然后在旁边加了一行字：店主警觉性高，可能知情。需进一步观察。
他合上笔记本，把笔放回笔筒里，然后去后厨帮铁子下饺子了。
饺子是猪肉白菜馅的，姜建军吃了二十个。铁子说你这饭量见长，姜建军说这是用脑过度的表现。铁子说那你脑子早就该撑爆了，姜建军说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
两个人一边斗嘴一边洗碗，窗外的街灯照着湿漉漉的街道，远处有警笛声响起，又渐渐远了。
姜建军把最后一只碗擦干放进碗架里，心想，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会带来新的线索，也可能会带来新的麻烦。但只要还有饺子吃，有床睡，有笔记本可以写，他觉得日子就还能过下去。
更何况，那个女人的下一次出现，还在三天后呢。
水鸟的故事还没完。姜建军知道，她也知道。
他们都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