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九号，星期五。郑耀先凌晨四点多就醒了，躺在办公室的躺椅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外面的天还是黑的，仓库里静得能听见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翻动的声音。他躺了一会儿，脑子里把今天的行动步骤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确认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纰漏。然后他坐起来，用凉水洗了脸，换上一件半旧的深灰短褂，脚上穿了一双黑布鞋。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检查了弹夹，又拿了一颗备用子弹装进口袋。枪别在腰后，用短褂下摆遮住。他对着墙上的小镜子看了一眼自己——镜子里的人脸色沉静，眼神平直，看不出任何波动。
他走出办公室，赵简之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赵简之今天要留在老仓库，看着陆中——虽然陆中已经被何铭押走了，但老仓库里还关着熊德荣。熊德荣是戴笠点名要的人，不能出任何差错。郑耀先对赵简之说：“今天不管谁来，都不许进仓库。如果张士超带人来，你就说我在外面执行任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如果他硬闯，你就站在熊德荣的屋子门口，一步都不要让。”
赵简之点头。郑耀先又说：“蒲石路那边，中午之前你去看一眼徐秋影和佐佐木。给佐佐木送点吃的，但不要跟他说话。徐秋影那边也送点吃的，让她安心待着。”
赵简之问：“六哥，今天下午的行动，你一个人去？”
郑耀先说：“我一个人去。老陆那边会安排两个人接应，但不会露面。你在仓库里守好就行。”
他出了仓库后门，沿着弄堂往南走。清晨的街道上已经有了行人，卖菜的挑着担子从弄堂口经过，吆喝声拖得长长的。郑耀先走到爱多亚路，叫了一辆黄包车，往四川北路方向去。他在邢家桥路路口下了车，付了车钱，然后步行走到仁和堂药店对面。药店的门脸已经开了，柜台后面的伙计正在擦柜台，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仁和堂”三个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参茸药材，道地国药”。药店旁边是一家糕饼店，再过去是一家绸缎庄。郑耀先走进糕饼店旁边的茶馆，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要了一壶茶和一碟花生米。
茶馆的窗户正对着仁和堂的门口。他一边剥花生一边盯着药店。上午九点多，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从药店后面的弄堂里走出来，站在药店门口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人四十来岁，瘦长脸，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梳得整齐，下巴上留着一小撮黑胡子。他穿着一双黑皮鞋，擦得很亮——这在药铺的坐堂郎中里不常见。郑耀先判断这个人就是陈郎中。陈郎中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药店。之后一上午，他出来过两次，一次是去隔壁的糕饼店买点心，一次是站在门口和一个穿短打的邻居说了几句话。每次出来，他的右手都插在长衫的口袋里——那个位置正好是别枪的地方。
中午十二点多，郑耀先从茶馆出来，在街角的面摊上吃了一碗阳春面。他吃得很慢，眼睛一直瞟着仁和堂的方向。下午一点半，陈郎中从药店出来，换了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站在药店门口左右看了看，然后往北走了。郑耀先放下筷子，付了面钱，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陈郎中走得很快，步子很急，黑皮鞋在人行道上发出嗒嗒的声响。郑耀先和他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离，中间隔着几个行人。
陈郎中走到四川北路和邢家桥路的交叉口，拐进了一条小弄堂。这条弄堂就是福安里。福安里很窄，只容两个人并排走，两边是石库门房子的后墙，墙上爬满了枯黄的藤蔓。弄堂两头各有一盏路灯，白天不亮，黑乎乎地杵在墙边。郑耀先看到陈郎中走进弄堂之后，走了一段，在一扇黑漆小门前停下来，敲了两下。门从里面打开，陈郎中闪身进去，门又关上了。郑耀先没有跟进去。他知道那扇门后面是仁和堂的后门——陈郎中去领事馆宿舍区之前，要从药店后门进，再从药店前门出来，这样别人只会看到他从药店出来，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
郑耀先在福安里东口的一家烟纸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一份报纸，站在柜台前翻看。他的眼睛盯着福安里西口的方向。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陈郎中从仁和堂的前门出来了。他换回了那身灰布长衫，手里还是提着那个黑色公文包，但公文包比之前鼓了一些。他站在药店门口左右看了看，然后往福安里的方向走来。郑耀先放下报纸，从烟纸店门口走开，往福安里东口里面走了几步。他站在弄堂靠东头的一个拐角处，背贴着墙，等着陈郎中走过来。
陈郎中走进福安里之后，步子比之前慢了一些——他显然觉得这条弄堂是安全的，放松了警惕。郑耀先等他走到弄堂中段，离自己只有四五步远的时候，从拐角处闪出来，一只手捂住陈郎中的嘴，另一只手把枪顶在他的后腰上。陈郎中身体猛地一僵，手里的公文包差点掉在地上。郑耀先的声音压得很低：“别动，别出声。动一下就开枪。”
陈郎中僵在那里，两条腿微微发颤。郑耀先把他往弄堂西口推了两步，西口外面停着一辆黄包车，车夫是一个戴草帽的男人，帽檐压得很低。郑耀先把陈郎中推上车，自己也坐上去，坐在陈郎中旁边。车夫拉起车把，快步往南走。陈郎中想转头看郑耀先的脸，郑耀先用枪管顶了一下他的腰，陈郎中立刻把头转了回去。
黄包车穿过几条弄堂，在法租界边上的一个小菜场门口停下来。郑耀先把陈郎中从车上拽下来，推进菜场旁边一条更窄的弄堂里。这条弄堂的尽头是一扇不起眼的木门，门口堆着几筐烂菜叶。郑耀先掏出钥匙开了门，把陈郎中推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天窗透进来一点光。郑耀先把陈郎中按在一把旧椅子上，用绳子把他的双手反绑在椅背后，然后从他手里把公文包拿过来。
陈郎中的脸已经白了，额头上全是汗。他看着郑耀先，嘴唇哆嗦着，用带着南京口音的官话说：“你……你是哪条道上的？”
郑耀先没有回答。他把公文包放在桌子上，打开来。包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有封死，里面装着一沓文件。郑耀先把文件抽出来，一共五页，手写的，字迹工整，是日文。郑耀先不懂日文，但他能从汉字部分辨认出一些关键词——“法租界”、“军统”、“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目标”、“逮捕”、“监视”。这是一份特高课下周在法租界的行动指令。五页文件里，第一页列了五个名字，都是中文名字；第二页列了三个地址；第三页到第五页是具体的行动安排，包括每天几点、派几个人、去什么地方。
郑耀先把文件重新装进信封，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他转过身来，看着陈郎中。陈郎中已经不再哆嗦了，但脸上的汗还在往下淌。郑耀先说：“陈郎中，你是佐佐木的人。佐佐木现在在我手里。他跟我说了你的情况——每个星期二、星期五去领事馆宿舍区取文件，回来送到松本屋。今天星期五，你取的这份文件，是特高课下周在法租界的行动指令。我说的对不对？”
陈郎中的瞳孔缩了一下，但他咬了咬牙，没有说话。郑耀先说：“你不说也没关系。佐佐木已经说了。我现在问你另一个问题——你和佐佐木之间，除了取文件，还有没有别的任务？”
陈郎中还是不说话。郑耀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展开来放在陈郎中面前。纸上是他昨晚写好的几个问题，其中一行写着：“陈郎中是否知道‘风筝’？”他把这一行指给陈郎中看。陈郎中的眼睛扫了一眼纸上的字，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虽然很快就被他压下去了，但郑耀先看得清清楚楚。
郑耀先说：“你知道‘风筝’。谁告诉你的？”
陈郎中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盖。过了几秒钟，他抬起头来，声音哑着说：“佐佐木让我查过。他说陆中在找一个共产党，代号‘风筝’，潜伏在军统内部。他让我通过药铺的往来关系，打听军统上海站里有没有人经常来买药，特别是有没有人在固定时间来买伤药或者消炎药。”
郑耀先问：“你查到了什么？”
陈郎中说：“我查到军统上海站有一个人，每个月都来买一次消炎药和纱布。这个人每次都是下午来，穿便衣，不说自己的名字，只说是给朋友带的。我记了他来的日期，是每个月的五号左右。上一次来是十月五号。”
郑耀先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每个月五号左右来买消炎药和纱布——这个规律和某个人的活动对得上。他问：“这个人长什么样？”
陈郎中说：“三十来岁，方脸，浓眉，嘴角有一颗黑痣。中等身材，说话带点四川口音。”
郑耀先的脑子里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方脸，浓眉，嘴角有黑痣，四川口音——这是梁伯成的特征。梁伯成是行动组的人，跟了赵简之三年。陆中收买了他，让他监视郑耀先身边的人。但佐佐木让陈郎中查的是“风筝”——那个潜伏在军统内部的共产党。陈郎中查到的那个每个月来买消炎药和纱布的人，是梁伯成。梁伯成每个月买消炎药和纱布，说明他自己在用，或者他在给某个人带。但他为什么每个月的日期固定？为什么每次都是下午来？
郑耀先问陈郎中：“你把这个人的情况告诉佐佐木之后，佐佐木做了什么？”
陈郎中说：“佐佐木让我继续盯着，看这个人有没有和别人一起来。但我盯了两个月，每次都是他一个人来。佐佐木后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陆中。”
郑耀先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转了两圈。佐佐木把梁伯成的买药规律告诉了陆中。陆中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十六，马。十八，宋。二十，徐。”这三个日期。梁伯成买药的日期是每个月的五号左右，和笔记本上的十六、十八、二十对不上。但陆中把这三个日期和三个人联系起来，说明陆中怀疑的是马小五、宋孝安和徐秋影。而佐佐木告诉陆中的关于梁伯成的信息，可能让陆中把这三个人排除了，因为梁伯成买消炎药的时间是固定的，而“风筝”的活动不可能是每月固定一次。陆中可能由此判断，“风筝”不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而是另有其人。
但陆中把这三个日期记在笔记本上，说明他打算在这三天分别调查这三个人。十六号查了马小五——那天陆中被抓了，所以没查成。十八号查宋孝安——那个“表妹”去找了宋孝安。二十号查徐秋影——明天是二十号，如果“表妹”没有被骗走，她明天就会去找徐秋影。郑耀先已经让宋孝安给“表妹”打了电话，但电话有没有打通，宋孝安还没给他回话。
他重新把注意力收回到陈郎中身上。他问：“你给佐佐木传递过几次关于‘风筝’的消息？”
陈郎中说：“三次。第一次是九月初，我把梁伯成买药的情况告诉佐佐木。第二次是九月底，佐佐木让我查军统上海站里有没有人经常去南市。我通过药铺的往来关系打听到，有一个人经常去南市的一条弄堂，但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的。第三次是十月十号左右，佐佐木让我查一个姓宋的人。”
郑耀先问：“你查到了什么？”
陈郎中说：“我查到宋孝安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组的组长。他每天下班之后会去法租界的一家书店，待半个小时左右。那家书店叫‘文汇书店’，在霞飞路东段。”
郑耀先把这些信息一条一条地记在脑子里。陈郎中给佐佐木提供的关于“风筝”的线索，都是零碎的表面信息——梁伯成买药、有人去南市、宋孝安去书店。这些信息单独看没有什么价值，但如果佐佐木把这些信息和陆中手里的情报拼在一起，就可能拼出一张完整的活动规律图。好在佐佐木和陆中都没有拼出完整的图。陆中被抓了，佐佐木也被抓了，这两个人的线索都断了。
郑耀先问陈郎中最后一个问题：“佐佐木有没有让你查过仁和堂药店里的某个人？”
陈郎中愣了一下，摇头：“没有。他只让我查军统的人。”
郑耀先站起来。他把陈郎中嘴里的布重新塞好，然后走到屋子的角落里，从一堆杂物下面摸出一根绳子。他把陈郎中连人带椅子搬到墙角，用绳子把椅子固定在墙上的铁环上。这间屋子是他几年前备下的另一个安全点，从来没用过，连赵简之都不知道。他把陈郎中留在这里，等今晚再处理。
他提着公文包从后门出去，穿过菜场旁边的小弄堂，走到大街上。他走了两条街，在一条热闹的马路边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陆汉卿给他的那张纸。纸上记着福安里西口和东口的两个位置，陆汉卿的人应该已经在那里了。他刚才在福安里动手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两个人，说明他们藏得很好。他不需要和他们碰面，只要知道他们在那里就行了。老陆的人做事，他放心。
他看了看手表，下午三点刚过。松本屋那边，美子应该还在等陈郎中送文件过去。如果陈郎中三点没到，美子会怎么反应？她会以为陈郎中在路上耽搁了，或者以为文件出了问题。但如果到了傍晚陈郎中还没出现，她就会给佐佐木或者领事馆宿舍区打电话。郑耀先需要赶在美子打电话之前，把松本屋那边也处理掉。
但他一个人做不了。他手上的人——赵简之在老仓库，马小五在蒲石路，宋孝安在站里。他需要找一个办法，让松本屋自己乱起来。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可以让宋孝安以陆中的名义给松本屋打一个电话，就说佐佐木已经在法租界被军统的人盯上了，让美子立刻关掉松本屋，撤到领事馆宿舍区去。如果美子信了，她就会离开松本屋，这样郑耀先就不需要动手端掉那个点。美子离开松本屋之后，松本屋就空了，特高课在法租界的最后一个前哨据点就没了。
他走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投了硬币，拨了宋孝安书房的号码。宋孝安接了。郑耀先说：“你给松本屋打个电话，找美子。就说你是佐佐木的翻译，佐佐木在法租界被军统盯上了，让她立刻关掉松本屋，把所有东西带走，撤到领事馆宿舍区去。说话要急，但不要慌。”
宋孝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六哥，美子会说日本话，我不会说。如果我打过去，她一听就知道不对。”
郑耀先想了一下。宋孝安说得对。松本屋的人说的都是日本话，宋孝安用中国话打过去，美子一定会起疑。他需要找一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他想到了一个人——丁默邨手下的那个姓孙的翻译官。孙翻译官和特高课有来往，会说日本话，而且贪财。如果给他一笔钱，让他打这个电话，他应该会做。但用孙翻译官的风险很大——他可能会把这件事告诉76号的人。郑耀先权衡了一下，觉得孙翻译官虽然不可靠，但这件事本身不需要他知道太多。只要告诉他打电话的内容，不告诉他为什么，他就不会知道背后的文章。
他对宋孝安说：“算了，这个电话我来想办法。你那边‘表妹’的事怎么样了？”
宋孝安说：“今天上午我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我说我是陆中的助手，陆中已经到了南京，住在中央饭店，让她尽快去南京会合。她问我是谁，我说我姓周，是陆中的随从。她沉默了几秒钟，说了一声‘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
郑耀先问：“你觉得她信了吗？”
宋孝安说：“不确定。但她没有追问，也没有说别的。”
郑耀先挂了电话。他站在电话亭里，想了一会儿。宋孝安打的这个电话，效果怎么样，要到明天才能看出来。如果“表妹”明天没有出现在上海，就说明她信了，去了南京。如果她明天还在上海，那她就可能识破了这个电话，去找张士超。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今天下午都做不了什么了。
他从电话亭出来，在街边叫了一辆黄包车，往法租界方向走。他坐在车上，手里提着那个公文包。公文包里装着特高课下周的行动指令。这份指令里有五个名字、三个地址。他需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份文件翻译出来。他自己不懂日文，老陆懂一些，但老陆也不是专业翻译。他需要找一个可靠的翻译，但又不能把文件交给外人。他想到了一个人——徐秋影。徐秋影在档案科工作，懂日文，而且她现在被关在蒲石路的安全屋里，和外界隔绝，把文件给她翻译是最安全的。但徐秋影是军统的人，让她翻译这份特高课的指令，就等于让她接触到了郑耀先手里的核心情报。这有风险，但眼下没有别的办法。他决定今晚去蒲石路，让徐秋影把这份文件翻译出来。
黄包车在法租界的一条小街口停下来。郑耀先下车，走了几条弄堂，从老仓库的后门进去。赵简之正在院子里擦枪。郑耀先让他去把马小五叫回来。赵简之去了。郑耀先回到办公室，把公文包锁进抽屉里，然后坐在椅子上。今天下午的行动算是完成了，陈郎中被他控制住了，特高课下周的行动指令拿到了，松本屋那边的问题还需要再想办法解决。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忙了一整天，他的后背又开始疼了，脖子两侧的筋一抽一抽地跳。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赵简之带着马小五回来了。郑耀先让马小五先去休息，明天一早去蒲石路换赵简之的班。马小五去了。郑耀先又把今天下午审陈郎中的情况跟赵简之说了一遍，但没有提梁伯成买药的事。梁伯成的事他需要自己处理，不能让赵简之知道太多。
赵简之听完之后问：“六哥，陈郎中关在菜场那边的屋子里，安全吗？”
郑耀先说：“安全。那个地方没人知道。今晚我去一趟蒲石路，让徐秋影把文件翻译出来。明天我们再看下一步怎么走。”
赵简之点头。郑耀先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天已经暗下来了，法租界的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站在仓库的院子里，看着院墙上爬着的枯藤在晚风里轻轻摇晃。他想起陈郎中说的话——梁伯成每个月五号左右去仁和堂买消炎药和纱布。梁伯成买这些做什么？他受伤了？还是他在给别人带？如果是给别人带，那个人是谁？梁伯成是行动组的人，他认识的人里，谁需要每个月固定用消炎药和纱布？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今天下午拿到的特高课行动指令更重要。因为如果梁伯成在给某个人带药，而这个人又和“风筝”的调查有关，那就说明陆中的调查比他想象的更深入。他需要在明天之前，把这件事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