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
首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束第二天。
香江，中环，戴尔亚太区总部。
会议室里，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
亚太区总裁、大中华区负责人、法律顾问、财务总监、公关总监、供应链主管……几乎所有核心高层悉数到场。
主位上的戴维·陈脸色难看，明显一夜没睡。
“耻辱！”戴维·陈猛地一拍桌子，震得咖啡杯哐当作响。
“一个刚加入 wto 的华夏市场！被一个搞互联网的毛头小子！”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们的方案批得一文不值！还搞了一个什么振兴基金！”
“戴维，冷静点。”视频会议的大屏幕上。
奥斯汀总部的高级副总裁，一位头发半白的白人老者开口道。
“愤怒解决不了问题，总部对这次事情的进展非常、非常不满意。”
“董事会已经在过问，为什么一个十拿九稳的收购，会变成现在这个局面，我们需要补救方案。”
“要什么补救方案？”戴维·陈被气笑了，“上一次是谁要跟梦想集团撇清关系？”
“戴维，上一次梦想集团还没有破产。”副总裁再次示意对方冷静。
可戴维·陈这口气明显憋了一整晚了。
“那个杨帆，他用现金！用百分之百的清偿承诺！还拉拢了银行和那些中小债权人！他在玩政治正确，玩民族情绪！”
“我们的方案在商业条款上或许不占优，但他这是在破坏规则！是政府干预！”
“证据呢？”屏幕上的副总裁问。
“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的方案违规，或者……资金来源有问题。否则，在那种公开场合，我们无法反驳。”
“已经让华夏公司在查！”戴维·陈咬牙道。
“一天之内筹集五十亿现金？这本身就不正常！要么是政府输血，要么就是非法集资！”
“biao，已经发动了华夏所有关系在查，但需要时间，而法院只给了五天！”
“等不起就不要再等。”副总裁的声音冷了下来。
“华夏方面很明显倾向于本土方案。我们必须让他们，让所有相关方，认识到选择杨帆方案的巨大风险和代价。”
“这不再仅仅是一次商业收购的失败，而是关系到戴尔在华夏乃至全球市场的声誉和战略布局。我们必须反击，让杨帆的方案即使通过，也变成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或者，最好让它直接流产。”
“明白！”戴维·陈眼中闪过一丝狠厉。
“公关、法务、政府关系、供应链、客户渠道……所有部门，全部动起来！启动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中，有关于戴尔针对重大商业危机和竞争壁垒设置的综合性打击方案。
在那份方案里，戴尔将动用其全球资源。
从舆论、政治、商业、法律等多个层面，对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
在华夏的地盘，戴尔斗不过扬帆科技，那么换个赛场呢？
杨帆能接得住吗？
……
会议结束仅一个小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头版，刊发了一篇题为《华夏破产案凸显外资担忧：市场规则还是政策主导？》的长篇评论。
文章看似客观，实则暗藏机锋。
它将梦想集团破产案描述为“检验华夏加入 wto 后市场开放诚意的试金石”，重点“分析”了华夏本土方案的“非市场性”：
“一家本土互联网公司，在政府明显支持下，以远超市价的承诺介入本应按市场原则处置的破产程序，其资金来源和可持续性存疑……”
“这引发了外界对华夏是否真正坚持市场化改革、公平对待内外资的担忧。”
“戴尔公司基于国际惯例和专业评估提出的商业方案，被认为更符合破产重整的效率和债权人长期利益，却似乎因『本土情绪』而遇冷……这向国际投资者传递了令人不安的信号。”
几乎同时，英国《金融时报》、香港《南华早报》等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也出现了类似论调的文章。
口径高度一致：将杨帆方案与“政府干预”、“国有化回潮”、“违背 wto 精神”挂钩，强调戴尔方案的“专业”与“国际接轨”，暗示选择杨帆等于选择“封闭”和“倒退”。
这些报道被迅速翻译、转载，流入国内网络和一些财经论坛及小众刊物。一批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独立经济评论人”开始发声。
“要警惕民粹情绪绑架商业决策。”某知名经济学者在接受一家市场化财经报纸采访时表示。
“破产重整的核心是债权人利益最大化，是专业和效率，而不是谁的口号更响亮、承诺更动人。”
“戴尔的方案或许不够慷慨，但更符合商业逻辑和风险控制。杨帆先生的方案令人钦佩，但互联网的成功能否复制到重资产的制造业？”
“一天内筹集几十亿现金，真的合规吗？后续压力有多大？这都是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另一篇在财经圈流传的分析文章则写道：“梦想集团是典型的制造业巨头，其管理复杂度、供应链难度、技术迭代压力，与轻资产的互联网公司截然不同。”
“杨帆先生是互联网奇才，但隔行如隔山，贸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并承担如此巨额的债务和数万员工的包袱，其风险不容小觑。债权人是否应该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人的情怀和承诺上，值得商榷。”
私下里，戴尔的公关团队和说客更是频频出击，约见几家主要债权银行的决策者。
谈话内容核心无非几点：暗示杨帆承诺过于激进，资金链可能断裂；
质疑杨帆缺乏制造业管理经验，重整失败风险极高；委婉提醒，选择戴尔虽然清偿率看似略低，但“稳妥”、“符合国际规范”，避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可能漏水的篮子里”。
几乎在舆论战发动的同时。
美国奥斯汀，戴尔总部的政府事务团队已经紧急约见了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高级官员。
“这是明显的歧视性待遇和市场扭曲行为！”戴尔的代表言辞激烈。
“一家华夏本土企业，在政府隐性支持下，以非商业条件击败了符合国际惯例的戴尔方案。这严重违背了华夏在加入 wto 时关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开放的承诺！”
“如果此例一开，所有在华外资企业都将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戴尔甚至通过关系密切的国会议员，在国会相关委员会的场合提出了关切，要求美国政府密切注意此事进展，评估美资企业在华投资安全的影响。
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处的官员也“适时”地向华夏商务、工信等相关部门递交了非正式的文件，表达了美方企业对此案的“关注”和“忧虑”，并“期待一个基于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的解决方案”。
言语官方，但压力无形。
这才是戴尔真正狠辣的一招。
戴维·陈亲自坐镇香港，指挥全球供应链团队。
“联系英特尔、Amd、微软、希捷、三星……所有为梦想集团提供关键零部件的全球供应商，特别是那些同时也是我们核心供应商的。”
戴维·陈对供应链主管冷声道，“明确告诉他们，戴尔正在重新全面评估全球供应链战略。”
“如果某些关键零部件流向了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以非市场方式获得产能的竞争对手，并可能在未来对我们的市场地位构成非理性挑战，那么，戴尔将不得不考虑调整采购份额，甚至寻找替代供应商。”
话没有说透，但意思赤裸裸。
站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不要给“新梦想”供货。
否则，就别怪戴尔削减你们的订单。
戴尔是全球 pc 出货量第一的巨头，其采购量对任何一家零部件供应商都举足轻重。
这份“暗示”的分量，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戴尔华夏的渠道和销售团队也行动起来。
一封封措辞严谨、看似客观的“客户风险提示函”或“市场情况通报”，被发送到梦想集团原有的、同时也是戴尔潜在客户或合作伙伴的大型政企单位、渠道代理商那里。
函件中，“不经意”地提到：“据悉，梦想集团可能将被一家缺乏 pc 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经验的新实体接管，未来其产品的零部件供应稳定性、技术标准兼容性、售后服务连续性及长期研发投入，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建议贵方在采购决策时，审慎评估相关风险。”
杀人诛心。
这是要直接从源头掐断梦想集团未来的客户和渠道。
现在梦想集团破产重组面临两个选择。
是继续选择杨帆，跟全球供应链硬刚？
还是选择妥协，接受戴尔提供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