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6号，湖北省宜昌市的天灰蒙蒙的，风刮在脸上带着一股子湿冷劲儿，沿街的梧桐叶子落了满地，踩上去窸窣作响。早上八点多，东山大道果园三路那片商铺还没完全醒过神来，大部分卷帘门都拉着，就路口那家画廊的玻璃门半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亮光。
报案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宜昌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值班员刚交完班。电话里是一个男人惊慌失措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果园三路...果园三路杀人了！画廊...画廊里全是血...救命啊！”
接线员一边稳住对方情绪，一边飞快地记录关键信息，同时按下对讲机按键，把警情同步给了辖区派出所和刑侦大队。不到十分钟，几辆警车闪着灯从不同方向汇拢过来，停在画廊门口。拉警戒带、疏散围观群众、保护现场，一切按程序推进。
带队的侦查员姓刘，三十多岁，干了快十年的刑侦，见过的血腥场面不算少。可等他掀开警戒带走进画廊大厅，还是不由自主地皱了下眉头。厅里暖黄色的射灯还开着，照在一幅幅装裱精致的油画和国画上，可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铁锈味，地板砖上大片暗红色的血泊正在缓慢凝固，一个中年男人仰面倒在电脑桌旁边的地上，身体以一种不自然的姿态蜷着，脖子上、胸口、手臂，全是触目惊心的伤口。
刘队蹲下去查看，男人已经没有呼吸了，瞳孔散大，体温散尽，尸僵刚进入初期阶段。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晚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死因为锐器切割颈部导致大失血，身上其他几十处刀伤多数是抵抗伤和补刀，分布密集且毫无规律，行凶者的手法透着一股不管不顾的蛮横。
报案人叫张田，是这家画廊的员工，负责日常接待和销售。他被带到旁边一家还没营业的早餐店里做询问笔录，整个人还处在惊吓后遗症里，双手抱着一次性纸杯，水都洒了大半。张田说自己是早晨过来开门营业的，结果发现门根本没锁，推开一看就看见老板倒在血里，当时腿就软了，直接坐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打电话。
他口中的老板就是死者汪长平，四十四岁。乍一听这人有间画廊，旁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搞文艺的，可街坊邻居都知道，汪长平压根不是画画那路人。他真正的营生是钢材贸易，在宜昌城里做了好些年了，身家早就过了千万。这家画廊是2012年8月才开的，据说是投了一千二百多万，装修考究，从画框到灯光都透着烧钱的味道。里面挂着的字画来头不小，随便一幅标价都在几万到几十万之间，像是某种社交场合的体面招牌。
刘队带着技术员现场勘验的时候，发现正对大门的墙角装着一个监控摄像头，镜头刚好能把整个厅堂收进去。这年头商铺装监控不稀奇，可没想到汪长平这画廊里竟然走的是全时录像，硬盘存储的影像资料完好无损。技术员拆下主机，接上笔记本电脑现场回放，画面带着点颗粒感，时间戳跳到案发当晚十点三十六分的时候，屏幕里的情景让整个专案小组的呼吸都顿住了。
监控拍得清清楚楚，晚上十点三十七分左右，画廊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前后脚进来两个男的。两个人都穿着深色外套，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但身形轮廓一个偏瘦一个壮实。他们进门之后根本没有迟疑，像早就踩过点一样径直朝汪长平的电脑桌走过去。当时汪长平正坐在转椅上，一只手搭着鼠标，屏幕上还亮着某份文档的界面。他可能听见了脚步声，抬头刚要说话，那两个影子已经扑上去了。
屏幕上是一团剧烈的动作冲突，椅子被撞翻，桌上的笔筒和文件散落一地。两个行凶者一左一右夹住汪长平，手中的东西闪着寒光，一下一下落下去。汪长平挣扎了几下，手臂抬起来挡，可很快就软了下去，整个人滑倒在地板上的血泊里。前后不过两分多钟，两人就停了手，互相看了一眼，其中那个瘦个子蹲下去，冲着地上的人脖子侧面又补了一下，然后两人快速转身，一前一后冲出门外，消失在了夜色里。监控时间定格在十点三十九分。
这段影像很清晰地把犯罪过程钉死了，可问题也跟着浮出水面。两个歹徒进来之后，除了拿刀捅人，什么多余的动作都没有。厅里挂着那么多值钱的画，博古架上摆着几件看着就不便宜的瓷器和摆件，收银台抽屉微微开着缝，里面的现金和一些票据完好无损。他们目标太明确了，就是冲着汪长平这个人来的。
刘队把那两分钟的监控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把画面一帧帧截图放大，分析两个人的体态特征和行走习惯，但脸始终被帽檐挡着，辨识度有限。专案组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这种模式基本排除了临时起意的抢劫，更像是有预谋的报复杀人。而报复杀人的两大方向无非是情杀和仇杀，一个男人横死，先从身边的女人和仇家查起，这是刑侦铁律。
当天下午，警方就联系上了汪长平的妻子杨玉桃。杨玉桃四十二岁，穿着一件朴素的藏蓝色羽绒服，在派出所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菜市场买菜，电话那头一句话没说完就听见手机摔在地上的动静。等她被邻居搀扶着到了公安局门口，整个人脸色煞白，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听到办案民警正式告知汪长平已经遇害的消息，她瞳孔猛地一缩，身子一软就往后倒下去，旁边两个女警赶紧一把扶住，又是掐人中又是拍后背，折腾了好几分钟人才缓过气来。
杨玉桃坐在椅子上，双手攥着膝盖上的裤子布料，指节发白。她眼眶通红，泪水不断地往下淌，说话断断续续：“他...他脾气这几年确实不好，我劝过他，我弟弟也劝过他，可他不听...他在外面做那些生意，认识的人杂，我也说不好是不是得罪了谁...”民警追问汪长平近期有没有跟人结怨，有没有提过什么威胁或者矛盾，杨玉桃垂下眼睛，声音压得更低了：“这两年他很少回家，回来也是待不了多久就走...他在外边到底干些什么、见了些什么人，我真的不清楚...”
这番说辞在情理之中，但警方需要具体线索，不能只靠眼泪和情绪。侦查员把监控截图上那两个行凶者的轮廓打印出来，拿给杨玉桃辨认。她捧着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最后摇着头说没见过，这两个人她一点印象也没有。说完又开始哭，反反复复就一句话，你们一定要把凶手抓住。
杨玉桃这边的信息暂时掏不出更多东西，专案组转头去查汪长平的社会关系。首先浮上来的就是画廊女营业员张田。张田二十三岁，外地来宜昌打工的年轻姑娘，在画廊干了不到半年。她回忆说案发那天傍晚五点多，老板汪长平来店里转了一圈，跟她说晚上要等个朋友谈事，让她先下班走人。张田本来想留下来收拾下卫生，但汪长平摆摆手说不用，她就拎着包走了，走的时候还特意把门带上了。
这两个字立刻抓住了侦查员的神经。大晚上的，又是画廊这种有点偏僻的地方，汪长平等的是谁？专案组调取了汪长平手机的通话记录，发现他出事前最后一次主动拨出的电话打给了一个叫张婷婷的女人，通话时长不到两分钟。挂断电话之后仅仅七分钟，监控里的行凶画面就开始了。
张婷婷，三十三岁，本市区人，在一家私企做行政工作。警方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发呆，听到来人是警察，脸色明显变了。侦查员问她和汪长平什么关系，她说就是普通朋友，那天晚上确实通过电话，是想跟汪长平商量买画的事。可她说话的时候眼神飘忽，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桌上的圆珠笔，说到一半声音就哑了，眼眶开始泛红。
侦查员觉得不对。再问了几句，张婷婷突然控制不住情绪，趴在桌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把袖口洇湿了一片。这种哭法和杨玉桃那天的反应比起来，甚至更激烈、更发自肺腑。普通朋友至于这样？警方没有当场戳破，转头对张婷婷的背景展开了外围走访。
结果不出所料。张婷婷和汪长平的情人关系在双方的熟人圈子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有人说汪长平做钢材生意发了家之后没两年就跟张婷婷走到了一起，算下来这关系保持了十几年。认识汪长平的人都知道他在外面养着个叫张婷婷的女人，认识张婷婷的同事朋友也都心知肚明她背后有汪长平那个大老板。可偏偏张婷婷自己在警察面前咬死了不承认。
再次把她叫到公安局问话的时候，张婷婷沉默了半天，终于塌了肩膀，低声说：“我跟他...确实是那种关系，十几年前就在一起了。我没敢说实话，是怕我老公知道，家里孩子还小...”她一边说一边抹泪，解释说她丈夫性格内向本分，在厂里上班挣得不多，一直以为她是个好妻子好妈妈，这些年在家里对她百依百顺，她不敢面对那样的信任被戳穿。
但这话经不起细想。两人关系保持了十几年，周围认识的人都知道了，她丈夫真的能一点风声都听不着？更让警方警觉的是，汪长平的手机短信记录里，有一条在遇害前三天发给张婷婷的信息，内容写着：“我们之间越来越不信任了，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条短信的措辞透着一股矛盾升级的味道。
与此同时，外围走访的民警还从张婷婷一个闺蜜嘴里了解到一件事。今年六月份，汪长平喝多了酒跑到张婷婷住处发酒疯，两个人吵了几句，汪长平当场动了手，把张婷婷从客厅踹到卧室，肋骨断了两根，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出来。这事张婷婷没报过警，连她丈夫都没说，编了个摔跤的理由搪塞过去了。
有了这条线索，侦查员顺着往下推，张婷婷的丈夫有没有可能早就知道了实情，忍气吞声这么多年，终于在某天夜里爆发，雇人行凶？张婷婷自己被打成那样，会不会心怀怨恨走了极端？查了一圈，张婷婷的丈夫那边的信息很快反馈回来，这人确实就是个普通工人，老实巴交的，平时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从不跟乱七八糟的人来往。周围邻居和同事的评价几乎一致，说他是个闷葫芦，老实得有点窝囊，老婆那些事不是没人在背后嚼舌根，但愣是没一个人敢当面捅破，他自己也真的蒙在鼓里，逢人还夸媳妇贤惠会过日子。
至此，张婷婷和她丈夫的嫌疑被排除了。情人这条线看着是断了，但专案组没有轻易收手，因为其他侦查员从汪长平另外几个社交圈子里带回来一个让人咋舌的信息，汪长平的情人远不止张婷婷一个人。他长期保持固定来往的情妇，前前后后能数出来的就有十几个，分布在宜昌不同的城区和单位，每个月都会按时给她们打钱，少的几千块，多的一个月能到几万。有人管他叫散财童子，有人私底下笑他是时间管理大师，但对办案的民警来说，这直接导致排查工作量暴增。
接下来的几天，专案组兵分几路，挨个找到这些情妇做询问笔录。大多数女人态度很一致，说汪长平长得不怎么样，脾气也差，但出手大方，她们图的也就是那些生活费，跟上班挣工资差不多，犯不着把摇钱树砍了。汪长平死了，她们每个月那笔固定进账就断了，谁愿意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一圈问下来，所有情人的嫌疑都没能成立。
情杀路线走不通，抢劫路线从一开始就证据不足，那么就剩下仇杀。汪长平做钢材生意这么多年，商业场上磕磕碰碰，得罪同行、拖欠款项、合同纠纷，哪一样都可能有结仇的对象。专案组调取了他近三年所有的商业合同和交易记录，同时走访了钢材市场里跟他有过交集的人。
走访过程中，汪长平一个熟人提了一嘴：长平这人吧，喜欢收藏字画，朋友交得不少，天南海北哪儿的都有，可他那个脾气真不招人待见。说翻脸就翻脸，哪怕前脚还在酒桌上称兄道弟，后脚话不投机就开始拍桌子摔杯子，嘴里还不干净，动不动就要人好看。
这话在另一个叫小慧的情人嘴里得到了印证。小慧告诉警方，汪长平生前常跟一个叫蒋飞的好兄弟打牌，关系以前挺铁的。可每次打牌汪长平都输，输得还不少，后来有人私下跟汪长平提了一句，说蒋飞出老千。汪长平当场就炸了，跟蒋飞闹翻了，放话说这事没完，你等着。从那以后两人再没来往过，汪长平有时候喝多了还在外面嚷嚷要收拾蒋飞。
警方立刻把蒋飞纳入侦查视线。可一查就发现，案发之后蒋飞突然换了住处，从原来租的公寓搬到了城郊一个老旧小区。这举动太突兀了，时间点也卡得太死。专案组对蒋飞展开布控，连续跟了他半个多月，发现这人除了上班下班，就是在出租屋里打游戏看视频，没有任何大额资金进出，也没有接触过任何可疑人员。监控记录里案发当天晚上他的行踪也清清楚楚，人在家里没出去过。最终蒋飞的嫌疑同样被排除了。
前前后后折腾了小一个月，财杀、情杀、仇杀三条路都走进了死胡同。汪长平平时得罪的人确实不少，可大部分停留在口头冲突层面，真到了要命的深仇大恨，翻遍了也没找出来。专案组在会议室里开了好几次案情分析会，烟灰缸里的烟头越堆越高，案情却始终裹在一团雾里。
这时候一个老侦查员靠在椅背上说了句话：既然不知道谁动的手，那就换个思路想想，人死了，谁得益最大？
这句话像一根针，把满屋子凝滞的空气刺了个洞。汪长平身家数千万，钢材生意每年流水大几百万，画廊那一千多万的固定资产也挂在公司名下，名下的房产车辆和存款加起来不是小数。他一旦死了，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配偶和子女。杨玉桃和他结婚二十年，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在英国念书，二女儿在本地帮家里打理生意，小儿子还在读初中，这一大笔财产毫无悬念会落在杨玉桃和孩子们头上。
专案组重新把目光投向杨玉桃。之前第一次接触时，她表现出的悲痛和慌乱看不出明显的破绽，但办案不能靠感觉，必须把每一个细节重新筛一遍。警方再次把杨玉桃请到公安局做了详细的询问笔录，这次她依然哭得很伤心，可情绪比上次稳了一些。她说他们夫妻年轻的时候感情很好，汪长平白手起家，她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头。但自从2004年汪长平的钢材生意做起来之后，整个人就变了，越来越不着家，在外面的事她也管不了。这两年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来动不动就动手打人，可她始终觉得日子还能过下去，毕竟孩子都这么大了，她心里还是放不下他。
为了核实杨玉桃的说法，侦查员找了汪长平和杨玉桃共同认识的一批老朋友老邻居做访谈。反馈回来的信息比较一致，大伙都说杨玉桃是个好脾气的女人，过日子节俭，待人和气，邻里之间从来没跟谁红过脸。汪长平发达之后脾气变差是人尽皆知的事，但杨玉桃在外面从来没有抱怨过丈夫半句，别人提起来她还替汪长平找补，说生意压力大。这种贤惠忍让的形象在整条街都传得开。
可警方要查的是有没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专案组调取了杨玉桃案发前后一个月的通话记录、银行流水、出行轨迹，一一比对。结果是，她没有跟任何可疑号码频繁联系，银行账户没有异常的大额资金转出，案发当天晚上她在家陪小儿子写作业，楼下的邻居可以作证，监控也拍到她一直没出过单元门。所有客观数据摆出来，杨玉桃的嫌疑暂时也站不住脚。
案件卡在这里，专案组决定重新回到那两段监控录像上，把每一帧画面的细节再抠一遍。反复放大观看的过程中，技术员注意到两个行凶者从画廊门口出来后，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分头跑了。一个往果园二路方向，一个拐进了旁边一条小弄堂。这说明他们事先可能规划过逃离路线，但分头逃跑也意味着沿街会有更多的目击者。
专案组立刻组织人手对果园三路和果园二路沿线的商铺、旅馆、小区门卫进行新一轮拉网式走访。这个方向很快起了效果。果园二路一家小旅馆的老板回忆，案发那几天确实有个年轻男的来住过店，当时天冷，那男的穿着牛仔裤和白球鞋，手上好像受了伤，用一件脱下来的外套缠着手，外套上还有深色的印子，看着像血。老板说当时觉得奇怪，但那男的掏身份证登记的时候挺正常的，他也就没多问，登记的名字是黄享林，仙桃人。
警方调出旅馆登记系统的照片，跟监控视频里截取的那个偏瘦的身影做了人像比对，五官轮廓和体型高度吻合。更关键的是，住宿登记显示当天跟黄享林一起入住的还有一个叫周贤进的男子，同样来自仙桃，两人住的是同一间房。专案组立刻调取了两人的户籍信息和前科记录，没有犯罪前科，但身份锁定之后案件就有了突破口。
2012年12月2号，警方在仙桃市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将黄享林和周贤进同时抓获。两人被抓的时候正躺在床上看电视，对突然冲进来的警察毫无防备，手铐戴上去了还在发愣。带到审讯室之后，两人没有做太多抵抗，承认了11月26号晚上在宜昌果园三路杀害汪长平的事实。他们说作案用的两把匕首已经丢进了滨江公园的荷花塘里，警方后来组织打捞队下水搜寻，果然在水底淤泥中摸到了证物。
问及作案动机，两个人给出的说法是欠了赌债，走投无路之下随机找人劫财，撞上汪长平是个意外。至于为什么没拿走画廊里的财物，他们说当时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路人，好像往店里张望了一眼，两人心里害怕，顾不上拿东西就跑了。警方回头调监控，确实在案发时间前后附近路段拍到了一个穿白色羽绒服的男性行人经过，跟两人的描述能对上。
表面上看，这案子破了，两个赌徒为了钱随机杀了人，证据链完整。但专案组中经验丰富的民警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们把监控片段反反复复看了又看，越看越觉得那两个行凶者进门之后的动作太果断了，精准锁定电脑桌边的汪长平，整个过程没有一刻犹豫，最后补的那一刀更是带着明确的确保死亡意图。一般的抢劫犯控制住受害人抢夺财物就够了，补刀这一行为几乎等同于执行死刑。
刘队把审讯记录摊在桌上，盯着黄享林和周贤进的口供看了半宿，决定第二天重新提审。这一次审讯力度明显加大了，心理攻势一层层压上去，两人的防线终于在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拉锯战之后彻底崩溃。周贤进首先松了口，耷拉着脑袋说了实话：有人雇我们杀的...一百万...说是杀了那个开画廊的老板，事成之后给一百万。
这一句话让案子轰然转向。周贤进交代，2011年6月份，一个叫张体琼的女人通过中间人辗转找到他们，提出要雇他们杀一个人，目标就是汪长平。当时两人欠了一屁股赌债，被债主追得东躲西藏，一百万的报酬简直就是救命稻草，想都没想就接下来了。张体琼当时先给了五万块钱作为定金。
警方很快把张体琼抓捕归案。张体琼四十多岁，在宜昌做小生意，跟杨玉桃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面对审讯，张体琼没有抵赖，承认确实是自己出了钱雇黄享林和周贤进去杀汪长平。可当侦查员追问她跟汪长平有什么过节、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张体琼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合理的理由，只说我跟他没仇，我就是想让他死。这种话太牵强了，一百万的雇凶费用对一个做小生意的人来说不是小数目，背后必定另有文章。
专案组加大审讯力度，连续问了三天，张体琼的心理防线终于坍塌。她低着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轻轻吐出一句话：是玉桃让我找的人。
杨玉桃。这个名字再次跳出来的时候，会议室里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那个在所有人印象中温柔贤惠、被家暴也咬牙忍着的女人，那个在派出所里哭到晕厥、反复催促警方破案的女人，那个被客观数据排除了嫌疑的女人，竟然是这起雇凶杀人的真正源头？
民警再一次敲开了杨玉桃的家门。这一次不是问询，是正式传唤。杨玉桃被带到公安局的时候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头发随意拢在脑后，脸上没什么妆容，整个人看上去跟寻常家庭主妇没有区别。但坐到审讯椅上之后，她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拇指来回搓着，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抬起头来，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慢慢开了口。
她说2004年汪长平挣了钱之后整个人就变了，身边的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钱像流水一样往外撒，光养那些情妇一年就得花掉一百多万。这些事她都知道，一开始忍了，想着男人有钱了心野一点也正常，等岁数大了总会收心。可汪长平不仅没收心，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到了2011年，每半个月才回来一趟，回来就是找茬吵架，喝了酒就动手。最严重的一次在2011年6月份，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汪长平把她从卧室拖到客厅，一脚一脚踹在肋条上，她疼得蜷在地上动不了，后来去医院一查，两根肋骨骨折。
那次住院期间，杨玉桃的弟弟心疼姐姐，跑去跟汪长平理论，两个人差点打起来。汪长平事后当着杨玉桃的面放了狠话，说你弟弟再敢管我的事，我就弄死他。杨玉桃知道汪长平在外面认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他要是真动了这个念头，弟弟一家人的安全根本没法保障。她自己挨打挨骂都认了，可娘家人要是被牵连进去，她这辈子没法面对父母和弟弟。
那段时间她每天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该怎么办。离婚？汪长平不可能放手，他那种人最忌讳被人甩，真闹到离婚那一步，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权能打上好几年官司。报警？家暴的事她从来没留过证据，每次受伤都是自己去医院处理，邻居听见动静也不敢上门劝。她觉得自己困在了一个死胡同里，往前走是悬崖，往后退是火坑。
2011年6月底的一个下午，杨玉桃把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张体琼约到江边散步，边走边哭，把这些年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张体琼比她大两岁，早年也离过一次婚，对杨玉桃的处境特别能共情。两人坐在江边的石凳上吹了半天冷风，张体琼最后说了一句：玉桃，你要是真想摆脱他，我帮你找人。杨玉桃没有回答，但也没有拒绝。第二天她给张体琼转了一笔钱，张体琼转头就联系上了黄享林和周贤进那伙人。
事情的走向从一开始就不在杨玉桃的掌控之中。黄享林和周贤进收了五万块定金之后根本没有动手的意思，过了没多久又张口要钱，说是需要踩点和准备工具。杨玉桃咬着牙又给了十万。这俩人拿了钱转手就去买了彩票，幻想着一夜暴富就不用干杀人的勾当了。结果十万块钱打了水漂，一分没中。
拖到了2011年11月，眼看着钱花光了债主又上门来催，黄享林和周贤进终于决定动手。他们在汪长平常去的一个停车场蹲点，用弩射了他一箭，以为把人弄死了，赶紧跑路。结果汪长平只是肩膀受了皮外伤，去医院包扎了一下就回家了。这事杨玉桃后来听说了，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又怕又慌又有些说不出的失望。
从2011年6月到2012年3月，整整九个月，雇凶的事像一块石头压在杨玉桃胸口，白天强撑着做家务管孩子，夜里整宿整宿失眠。转机出现在2012年3月的一个晚上，汪长平喝了酒回来又对她动手，十五岁的小儿子从房间里冲出来，挡在杨玉桃面前，冲着父亲吼了一句你再打我妈我就跟你拼了。汪长平愣了几秒钟，骂骂咧咧地摔门进了卧室。从那以后，他果然没有再对杨玉桃动过手。
杨玉桃那天晚上抱着儿子哭了很久。她忽然觉得，也许这个男人还没有烂到根子里，也许他还能改。孩子大了，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她四十多岁了，离了婚外面的人怎么看她？她想了很多很多，最后做了个决定，停下这件事。
她第二天就去找了张体琼，说算了，不让那两个人干了，让他们停手。张体琼一口答应，说没事我回头跟他们说清楚。杨玉桃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了，那颗压了快一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甚至开始重新收拾家里，把汪长平的衬衣一件件熨好挂回去，想着日子还能照常过下去。
可她不知道的是，黄享林和周贤进根本不接受停止计划这个说法。张体琼转达了杨玉桃的意思之后，两人当场就恼了，觉得自己被人耍了，干了这么久的筹备，连弩都用上了，现在说停就停？更让他们咽不下气的是张体琼嘴里无意间带出来的一句话，说你们拿了那么多钱也没办成事，算了吧。
这话踩了两人的痛处。赌徒最怕被人看不起，他们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废物，拿了钱没本事干活。一气之下，两个人决定自己动手，非得把这事办成了不可，不然以后在道上还怎么混。于是他们不顾杨玉桃已经撤销指令的事实，在2012年11月26号晚上摸进了汪长平的画廊，把人杀了。
杀完之后两人第一时间找到张体琼要剩下的八十多万尾款。张体琼又气又怕，说人家不让杀了你们还杀，这笔钱不可能给。可黄享林和周贤进死咬着不放，说合同就是合同，人死了就得付钱，不然就鱼死网破把事情捅出去。张体琼被逼得没办法，东拼西凑凑了十几万先堵住他们的嘴，剩下的拖着不给，想等风头过了再说。结果还没等她想出怎么善后，警方就顺着线索找到了她和杨玉桃。
杨玉桃得知汪长平真的被杀那天的反应，确实不是装的。她接到警方电话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晕过去是真晕，哭也是真的哭。她以为早就停掉了的事，过了大半年竟然还是发生了。她心里清楚自己开了那个头，可她也清楚自己明明喊了停。那种矛盾和恐惧让她在警方第一次问话的时候不敢说出任何一个字，只能把所有情绪都压在眼泪底下。
2013年1月24号，宜昌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对杨玉桃、张体琼、黄享林、周贤进四人涉嫌故意杀人一案提起公诉。法庭上，杨玉桃的辩护律师提出她在案发前已经通过张体琼向行凶者明确传达了取消犯罪计划的意思，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中止，依法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公诉机关则认为，杨玉桃虽然口头表示停止，但她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具有实质意义的阻止措施，比如报警、向受害者示警或者主动投案，来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客观上凶手已经完成了杀人行为，因此不能认定为有效的犯罪中止。
庭审持续了多日，案情细节在法庭上一一展开。黄享林和周贤进在最后陈述阶段态度反复，时而认罪时而辩解，说他们始终认为雇主指令不清，责任不在自己。张体琼全程低着头，偶尔抬头看杨玉桃一眼，眼神复杂。
庭审之外，汪长平和杨玉桃的三个子女共同向法庭呈交了一份联名谅解书。大女儿从英国发回了传真，二女儿和小儿子到庭旁听。三个孩子在信里写，母亲这些年独自抚养他们长大，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和委屈，他们恳请法庭能够考虑母亲的特殊处境，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