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钱镠翻了脸，东南商贸断了，朝中大臣又吵成一锅粥，他这个皇帝夹在中间，两边都不是滋味。
他揉了揉太阳穴，闷声问了一句：“那依刘爱卿之见，现在该如何补救？”
刘岳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朗声答道：“回陛下，当务之急有三。其一，立刻释放被扣押的吴越使臣，归还其自由；其二，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出使杭州，好言安抚钱镠，表明朝廷并无恶意；其三——”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了安重诲一眼，“彻查此事的前因后果，看看究竟是制度出了问题，还是有人假公济私、擅作主张。”
安重诲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
眼看两人就要在朝堂上撕破脸，李嗣源赶紧摆了摆手，用了个“此事容后再议”的拖字诀把话题岔开了。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安重诲在这件事上吃了个大亏，他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动摇。那些平日里被他压制的政敌们，此刻一个个眼睛放光，像是一群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
接下来的日子里，朝堂上的风向开始悄然转变。先是几个与安重诲不对付的枢密副使开始频频出入宫禁，在李嗣源耳边吹风，说安重诲处置吴越事务过于刚愎自用，有损朝廷威信。紧接着，翰林学士们也联名上书，建议皇帝重新审视对吴越的政策，以怀柔代替强硬。就连李嗣源身边最亲近的宦官孟汉琼，都在伺候皇帝用膳时有意无意地提了一句：“听说杭州那边已经三个月没有商船北上了，洛阳城里的丝绸价钱涨了三成呢。”
李嗣源终于坐不住了。他把安重诲单独召到御书房，君臣二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具体谈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第二天就有旨意传出来——被扣押的吴越使臣获得了有限度的自由，虽然还不能离开洛阳，但已经可以在城中活动，饮食待遇也提高了一大截。与此同时，朝廷派出了一支小型使团，带着李嗣源的亲笔书信，悄悄南下杭州。
使团到杭州的时候，已经是初冬时节。钱镠在王府里接见了他们，态度不冷不热，既没有拒之门外，也没有大摆宴席接风洗尘。李嗣源的信写得很诚恳，大意是说之前的事情有些误会，朝廷并无轻视吴越之意，希望老王爷以社稷百姓为重，恢复朝贡，重修旧好。
钱镠看完信，把它递给一旁的沈崧和杜建徽传阅，自己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然后才慢悠悠地睁开眼睛，对使臣说了一句话。
“回去告诉陛下，我钱镠不是不识大体的人。但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吴越国王’这个称号，我要定了。朝廷认也好，不认也好，我就这么用着。至于朝贡，等什么时候朝廷把称号的事给我一个正式的说法，我什么时候再考虑恢复。在此之前，一切照旧。”
使臣还想再说什么，钱镠已经站起身来，示意送客。
这就是钱镠的底线。面子可以给，台阶可以下，但底线一步不退。他比谁都清楚，在乱世之中立足，软弱的代价远比强硬大得多。安重诲想拿他当软柿子捏，结果发现捏到了一块铁板。
这场风波最终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收场。吴越和后唐之间虽然没有彻底翻脸，但关系已经大不如前。钱镠终其一生没有再正式恢复朝贡，后唐朝廷也因为顾忌重重，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打压。安重诲在这场博弈中输掉了自己的政治声望，几年后因为另一桩更大的风波而被李嗣源赐死——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至于钱镠，他安安稳稳地做了四十一年吴越王，活到八十一岁高龄才去世。临终前，他把儿子们叫到床前，留下了一句传世的遗训。
“中原天子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两浙十四州的百姓能吃饱饭。”
这句话，吴越钱氏后来传了五代，始终奉为圭臬。而那句引发一切风波的“吴越国王”四个字，至今还刻在杭州钱王祠的碑文上，供后人瞻仰。
司马光说：安重诲以“吴越国王”四字即大动干戈，此举实属不智。纵观钱镠一生，贩私盐起于微末，历仕唐、梁、后唐三朝，始终以保境安民为本，于中原正统从未有不臣之实。一个称呼而已，安重诲偏要上纲上线，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吴越与朝廷离心离德，东南商贸遭受重创，自己也落了专横跋扈的口实，为日后身死族灭埋下祸根。自古处理藩镇问题，当以大势压之、以恩信结之，而非在细枝末节上较劲。较劲的结果往往是，你赢了字面，输了局面。
作者说：翻看这段历史，最让我感慨的并非钱镠的骨头有多硬，也不是安重诲的手段有多蠢，而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角度——这场冲突的本质，其实是一次权力语言学的激烈碰撞。安重诲作为一个从底层爬上来、靠着制度程序获得权力的文官，天然迷信于文字的魔力。在他眼中，“国王”还是“郡王”，这不仅仅是两个字之差，而是权力架构中的地基——地基歪了，整座大厦就会倒塌。而钱镠作为一个从血火中杀出来的军阀，他的权力从不依赖任何人的册封。你叫他郡王，他照样能调动三万精兵；你叫他国王，他的地盘也不会多出一寸。这两个人对“称号”的理解，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安重诲以为自己在下一盘大棋，其实他只是在跟一块石头发脾气。而那块石头，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本章金句：你较真的那个字，在别人眼里，可能连个标点符号都算不上。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钱镠，面对安重诲的削爵诏书，你会选择针锋相对，还是暂时隐忍、以待时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