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星汇电器城已是一片狼藉。
黄蜀郎踏进商城大门时,差点被散落在地的传单滑倒。曾经光鲜亮丽的中庭如今堆满纸箱和废弃展架,头顶的LEd灯带熄了大半,空气里弥漫着潮湿与灰尘混合的霉味。
原本二十多名统一制服的保安,如今只剩两个——
一个蹲在角落抽烟,另一个靠在墙边打盹,制服皱巴巴的,肩章都掉了。
更荒唐的是,物业通知:即日起,每日仅供电两小时,上午十点到十二点,用于“基本照明”。其余时间,商户自备照明设备。
这分明就是逼人走。
黄蜀郎回到自己那十五平米的小店,货架上的冰箱、洗衣机蒙了一层灰。
他苦笑。一个月前,他还在这里满怀希望地擦拭每一件商品;如今,连电都供不起,还谈什么生意?
中午,几十家商户聚集在商城一楼大厅,情绪激动。有人提议:“不能就这么算了!去恒瑞集团总部讨说法!”
黄蜀郎自然也沉默地跟在人群里。
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一行人包了三辆大巴,浩浩荡荡开往江城市中心的恒瑞集团总部大楼。那是一座三十层的玻璃幕墙大厦,阳光下熠熠生辉,像一头披着金鳞的巨兽,冷漠地俯视着蝼蚁般的他们。
刚到楼下,商家们就被二十多名黑衣保安拦住。对方态度强硬:“没有预约,不得入内。”
“我们是星汇电器城的商户!你们骗我们交钱入驻,现在拍拍屁股走人,算什么?”一位卖厨电的老李怒吼。
推搡很快升级为冲突。一名姓赵的大姐——卖取暖设备的,四十来岁,性格泼辣——冲在最前面,被保安一把推开,后脑磕在花坛边缘,顿时血流如注。
“我老公是武警中队指导员!”她捂着头,声音嘶哑却坚定,“你们等着!”
不到二十分钟,两辆军用越野车呼啸而至。赵大姐的丈夫跳下车,身后跟着几十名武警战士,个个面色冷峻。
没等对方反应,十几个保安已被按在地上,拳脚如雨下,保安们满地直滚。
值班室的玻璃被砸碎,对讲机、监控屏幕全被掀翻。
场面彻底失控。
消息迅速发酵。有商户早联系了在电视台工作的亲戚,镜头对准血迹斑斑的赵大姐和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保安,“无良资本设局收割小商户”“恒瑞集团涉嫌合同诈骗”等标题当晚就上了本地热搜。
市领导连夜介入。
恒瑞集团迫于舆论压力,当天宣布:全额退还所有商户已缴租金及保证金。
可商家们不满意。
“退钱?我们损失的不只是钱!”老李拍桌怒吼,“我辞了原来的工作,把老家房子抵押了,就为了开店!现在退钱就完了?”
商户们集体提出新要求:按店面面积赔偿,小铺五万,大铺二十万,作为“经营损失补偿”。
恒瑞集团拒绝。
市领导调解失败。
最终,案子移交法院。
黄蜀郎和其他人一起签了起诉书。他本以为,法律会还他公道。
可两个月过去,杳无音信。
法院排期遥遥无期,律师费、生活费、仓储费……他手里的钱像沙子一样从指缝漏光。银行催收电话一天三通,最终,那套曾承载他全部体面的公寓,被正式收回。
他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搬家公司把最后一件家具抬走。墙上还留着陈丽莎贴的装饰画痕迹,如今只剩一片惨白。
他把手里的存货——几台滞销的电饭煲、微波炉——以三折价格甩卖给二手商,换来八千块钱。用这笔钱,他在城西一个九十年代的老小区租了套一室一厅。没电梯,六楼,水管锈迹斑斑,邻居是退休工人和拾荒老人。
他搬进去那天,下着冷雨。
他一个人扛着床垫爬上六楼,浑身湿透,却连口热水都烧不了——房东说热水器坏了,要等下周才修。
而在这焦头烂额的两个月里,他几乎忘了陈丽莎的存在。
不是不想管,而是实在没力气。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刷微信商家群,看有没有法院开庭通知;
睡前最后一眼,还是那个群。
他像溺水的人,死死抓住“赔偿”这根稻草,哪怕它可能永远沉没。
至于陈丽莎……
在他公寓被收走前一天,她回来了。
不是回来看他,而是收拾自己的东西。
她穿着那件张哲送的羊绒大衣,动作利落,把衣柜里的衣服、梳妆台上的化妆品、床头柜里的首饰盒一一装进行李箱。全程没看他一眼,仿佛他只是房间里的家具。
临出门时,她终于开口,声音冰冷如刀:
“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快点把离婚协议写好给我!”
门“砰”地关上。
黄蜀郎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一张水电费催缴单。
他忽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原来,连告别都不需要理由。
在他失去房子、失去事业、失去尊严的时候,她连假装温情都懒得演了。
他没写离婚协议。
不是不愿离,而是——他连打印纸都买不起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白天在旧货市场帮人看摊,晚上回来啃馒头配咸菜。偶尔路过小学门口,会看到陈丽莎穿着职业裙装,和同事有说有笑地走出来。她看起来过得很好,皮肤更白了,包包更新了,连走路的姿态都带着一种轻盈的得意。
有一次,他远远看见张哲的玛莎拉蒂停在校门口。陈丽莎钻进副驾,两人相视一笑,车子缓缓驶向高档餐厅的方向。
黄蜀郎没躲,也没追。
他只是站在梧桐树下,看着尾灯消失在街角,心里一片死寂。
他不再愤怒,不再怀疑,甚至不再悲伤。
因为恨,也需要力气。
而他,已经一滴都不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