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谈话结束后,考察组没有再加人。
晚上九点,迎宾馆南楼小会议室里,五名组员把一天的记录汇总到一处。
民主推荐结果也统计出来了:绝大多数谈话对象同意沈如晦作为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人选;省政府系统有少数保留意见,理由集中在“政府工作经验相对不足”“推进方式偏强势”。
宋岚把几个关键词写在白纸上。
能干。
快。
硬。
强势。
边界。
“徐组长,今天几个人的口径很有意思。支持他的人说他有魄力,不支持的人说他太强势,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
徐振声看着那几个词:“干部的优点和缺点,往往长在一个根上。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这个根到了省政府,会不会长成问题。”
小周翻了翻谈话名单:“明天还有省政府秘书长、发改委主任、财政厅厅长和几个市委书记。”
“谈话继续,重点换一下。”徐振声说,“少听评价,多听事。问他们具体哪件事、哪个会、哪个文件,谁说过什么,怎么落实。评价会带立场,事情不会。”
宋岚点头:“京州那边什么时候去?”
“后天一早。”徐振声说,“只通知省委办公厅派车,不通知京州市委。先看高新区,再看光明区,最后去孙连城所在的区直部门。”
“要不要请沈如晦陪同?”
“不请。”徐振声合上名单,“让他留在京州。我们看的是他的工作,不是看他的陪同水平。”
窗外,省委大院的灯一盏盏暗下去。
一天谈话下来,沈如晦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能扛事,能破局,也确实让不少人感到压迫。
傅安邦的轮廓同样清晰:稳,熟,能团结人,却少了一锤定音的锋利。
徐振声把写着“强势”的那张纸压在最上面,对宋岚说:“明天的谈话,重点追这个词。”
省政府三楼会议室的窗帘从早上八点拉到下午两点,没再打开过。
长桌上摊着三个开发区的整合材料,投影仪的光落在幕布上,照出一页页土地面积、债务余额、人员安置和税收承诺。
省商务厅厅长坐在傅安邦右手边,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国资委的负责人围了一圈,每个人面前的茶都续了两三轮。
最后一个没谈下来的,是江北临港开发区。
这个开发区挂靠在江北市,早年靠化工项目起家,后来环保整改压掉一批企业,土地闲着,债务还压着。
省里推动开发区整合,计划把它并入江北高新区,统一招商、统一管理、统一偿债。
江北高新区管委会已经谈了三轮,卡在一条:原来的开发区管委会要求保留独立招商权。
上午十点,江北市常务副市长带着两家企业代表赶到省政府,说是有家企业愿意整体接盘闲置厂房,还愿意承接一部分债务。
这个消息让会议室里的气氛活了一下。
如果协议能在考察组离开前签下来,傅安邦手里的开发区整合成果就会从“签了三个”变成“签了四个”。
这不是面子上的差别,材料里能多出一条实实在在的进展。
商务厅厅长把企业方案翻到关键页,递给傅安邦。
“傅省长,企业愿意接三千亩闲置厂房,承接两亿元债务,还承诺三年内投入三十亿元建设新能源配套产业园。”
傅安邦翻到后面,目光停在配套条件上。
“他们要什么?”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
江北市常务副市长说:“企业希望省里协调,在临港开发区周边配套八百亩商住用地,用于人才公寓和生活区建设。另外,希望土地出让价格参照十年前开发区初始招商价。”
傅安邦把材料合上。
“人才公寓用地可以走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商住用地不行。土地价格按现行评估价,不能倒回十年前。”
企业代表忙说:“傅省长,我们前期投入大,风险也大。如果配套条件不能保障,项目测算很难成立。”
“项目测算不成立,可以不投。”傅安邦说,“政府招商,不是拿土地差价给企业兜底。”
江北市常务副市长脸上挂不住,低声说:“傅省长,市里也是为了盘活存量。这个开发区拖了几年,再拖下去,债务利息都压不住。”
“盘活存量可以,底线不能让。”傅安邦看着他,“八百亩商住用地倒回十年前价格,谁批?批了以后,下一个开发区也照这个价谈,全省的规矩还要不要?”
没人接话。
商务厅厅长翻到第二套方案:“他们还有一个备选方案,不拿地,改成省财政给予三年租金补贴,每年五千万元。”
财政厅厅长立刻皱眉:“一年五千万,三年一亿五,超出了现有政策范围。专项资金没有这一项,临时追加要上省政府常务会,还要人大审查预算调整。”
傅安邦问企业代表:“租金补贴有没有测算依据?”
企业代表递上一页测算表。
傅安邦看了两行,问:“每平方米补贴标准从哪里来?”
“参照周边开发区最高标准。”
“为什么按最高标准?企业实际承租面积、租期、投产强度有没有约束?”
“这个还可以细化。”
傅安邦把测算表放下。
“今天不谈了。方案拿回去重做。土地按政策,补贴按实际,企业投资强度、投产时间、债务承接比例都要写进协议。做不到,就别签。”
江北市常务副市长急了:“傅省长,这个机会错过,后面未必还有企业愿意接。”
“没有企业愿意接,就按债务重组和产业调整慢慢处理。”傅安邦站起来,“一个烂开发区,不能为了报表好看,再挖一个更大的坑。”
会议散得很快。
商务厅厅长落在后面,等其他人走完,才低声说:“傅省长,这份协议要是签下来,您给考察组的材料就更好看了。”
傅安邦把桌上的文件一份份码齐。
“签了以后呢?土地差价谁补?财政补贴谁出?企业拿完地不投产,谁负责?”
“可以设置违约条款。”
“违约条款挡不住便宜地。”傅安邦抬头,“老张,省政府欠的每一个窟窿,最后都要财政填。考察组看的是干部能不能扛事,不是看干部敢不敢给后人留债。”
商务厅厅长没再劝。
下午三点,傅安邦又去听国企改革试点汇报。
吕州纺织集团新公司的订单已经排到年底,老厂区的历史债务按五年分期化解,职工安置完成百分之九十二。
材料里也有难题:三百多名临近退休职工对转岗培训积极性不高,新公司的管理团队和老厂党委在采购权限上还没磨合顺。
吕州市国资委主任汇报时,刻意把问题说得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