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中环，一栋旧楼的十四层。
阿金的侦探社搬了家，从当年的狗仔格子间换成了正经办公室，墙上还挂着当年跟陈冠希在杂物间对账的老照片。他胖了，金链子粗了，接过雪茄的时候手还是习惯性地先往窗帘缝外面扫一眼——职业病，改不了。
“Edison哥，人我查了一个礼拜。”阿金把一份牛皮纸袋推过桌面，“先说结论：这孩子的档案，被人洗过。”
陈冠希没急着拆，先给自己倒了杯茶：“从头说。”
“赵烈，本名就叫赵烈，岭南云县人。”阿金翻开笔记本，“他爸叫赵长顺，早年做木材生意，欠了一屁股债，八年前跑路了，至今下落不明。债主把家搬空了，房子抵债。他妈撑了两年，病死的——肝病，没钱治。”
“我先说他妈。”阿金的声音低了半度，“赵烈他妈周秀珍，以前是县中学的代课老师，赵长顺跑路之后，一个人打三份工，硬是把两个孩子拉扯到十二岁。肝病确诊那年，医院让交八万押金，她交不起，签字放弃了治疗，回家熬了半年。临走前给两个孩子各织了一件毛衣，一人一只袖子是同色的——意思是，兄妹俩走到哪，都是一对。”
陈冠希握着茶杯，半天没动。
“他十二岁进的县孤儿院，一直待到十六岁。孤儿院的记录显示，这孩子成绩一般，但护食，谁敢欺负院里的小孩，他第一个往上冲，为此没少挨处分。”
“十五岁那年——”阿金的手指在纸上点了点，“有一年的记录，是空的。”
“空的？”
“不是没写，是被人抹了。”阿金把一份复印件抽出来，“我去县档案局调卷宗，发现他十五岁那年，整整一页被人用裁纸刀裁掉了，裁口还是新的。档案局的人说，半年前有人来调过他的档，走的是正规手续，盖的是省里的章。”
“我顺道跑了一趟云县。”阿金从袋里掏出几张照片，是在县城拍的——一条灰扑扑的老街，一栋墙皮剥落的三层小楼，门口挂着“云县社会福利院”的牌子。
“福利院还在，老院长三年前中风走了，现在是新院长，一问三不知。倒是食堂一个帮厨的老阿姨认得我手里这张照片——我故意拿赵烈入职表的证件照给她看，她说：‘这不是小烈子嘛！’”
阿金模仿着老阿姨的腔调：“‘那孩子，护食！院里十二个孩子，谁敢抢小的的馒头，他拎着板凳就上。为这，他没少挨院长的鸡毛掸子。可怪了，挨打的时候梗着脖子，打完转头就把自己的饭拨一半给被抢的孩子。’”
“我问他那孩子现在在哪，老阿姨叹气，说十六岁那年人就走了，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带走了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张全家福。”
陈冠希放下茶杯：“十五岁，能进档案被裁掉的事，无非那几种。”
“我也是这么想。”阿金点头，“托了道上的朋友问，没问出准话，只问出一个影子——说他那年可能进去过，后来又被人捞出来了。捞他的钱，来路不明。”
“我不死心，花钱找了个当年少管所的协警。”阿金压低声音，“老头退休在家养鱼，起先什么都不肯说，后来我报了你的名号，他沉默了半晌，说了句‘陈冠希的人，那我问心无愧了’。”
“他说赵烈在里面待了四十七天，一句话没有，问什么都不答。直到第三十多天，一个十四岁的盗窃犯被关进来，是那个放贷团伙的‘小弟’，进来第一天就认出了赵烈——放贷头子在IcU里没救过来，团伙放话，进去的人都要‘收拾’赵烈给老大陪葬。”
“那天晚上六个人堵他一个。协警说，值夜的拿手电赶到的时候，六个人横七竖八躺了一地，赵烈坐在铁架床上，脸上肿得看不出人样，手里还攥着半截床腿。”
“‘那孩子从头到尾没喊过一声疼。’协警原话，‘我们拉他起来，他第一句话是问——那个小的没事吧。那小弟，反倒是他从人堆里拽出来护在身下的。’”
书房里静了一会儿。
“还有。”阿金翻到下一页，“他户口上，本来还有一个妹妹。比他小三岁，叫赵暖暖。他妈死后，兄妹俩一起进的孤儿院。老阿姨还记得那丫头，说兄妹俩睡觉都挤一张小床，赵烈把妹妹护在里侧，说外头有老鼠，哥挡着。”
“后来妹妹被人领养了。领养记录被人改过，查不到去向。但我问到一条活的线索——帮厨老阿姨记得，领养那家人办手续时，院长亲自接待的，回来时脸色不对，跟几个老职员念叨了一句‘什么人家啊，连孩子的生辰八字都要’。”
“老阿姨还给了我一样东西。”阿金从袋里摸出一张折了四折的纸，展开，是一张铅笔画的画，两个小人手拉着手，高的那个头顶写着“哥”，矮的头顶写着“我”。
“老阿姨说，这是暖暖被领走前一天画的，塞在她围裙兜里，让她转交给‘出去找活干的烈子’。老阿姨一直没等到人，就替她存了六年。”
画纸的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被抚平的次数，一看就数不清。
“赵烈这些年一直在找，找不着。”
陈冠希盯着那份复印件，很久没说话。
他想起仓库里那双不管不顾的眼睛。没人拉一把，就要烂在泥里——原来不是形容词，是那小子的前半生。
“哥？”阿金试探着问，“还要往下查吗？裁档案的人盖的是省里的章，这条线再往下，就得碰体制里的东西了，价钱另算。”
“查。”陈冠希说，“钱不是问题。我要知道十五岁那年，他见过谁，谁给他出的保释金——不，可能不叫保释金，反正我要知道是谁把这一页裁掉的。”
“成。”
“哥，还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阿金收起包，难得的正色，“查这种人，有风险。对方既然连省里的章都能弄出来，说明根子不在县里。我要是一脚踩深了——”
“你踩你的，天塌了我顶着。”陈冠希打断他，“阿金，你跟了我十四年，从狗仔跟到侦探社。我问你，这行里你见过几个被人从泥里捞出来、还知道护着别人的孩子？”
阿金想了想，摇头：“一个都没有。捞出来的，多数成了狼。”
“所以这一个，”陈冠希望着桌上的复印件，“值得查。查他，也是在查我自己——要是当年没人拉我一把，我今天是什么东西，我自己都不敢想。”
阿金重重点头，走了。
阿金走后，陈冠希在书房坐了很久。
他拿起手机，翻到相册最底下，翻出一张老照片——2006年，新界，铁皮屋门口，十九岁的自己蹲在一堆t恤中间，眼神跟仓库里那个小子，一模一样。
照片背后，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是他后来补的：
【光脚的日子，别忘。】
他用指腹蹭了蹭那张照片，忽然想起白天赵烈挨了那一巴掌之后的眼神——不是委屈，不是恨，是认真。是那种把每一句话都往骨头里刻的认真。
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刀？
这样的人，又怎么偏偏是刀？
他拿起手机，给老猫发了条消息：【明天来一趟，有个新案子。】
想了想，又补了一条：【先别惊动他。这孩子好不容易把腰杆挺直了，别让他觉得，全世界都在背后查他。】
窗外，维港的灯火一层一层亮起来。陈冠希把那杯凉透的茶一口喝干，起身关了书房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