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是卡洛斯和历任政府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此刻的财政部大楼，费雷拉把一张手绘的曲线图钉在黑板上。
图表的横轴是年份，从1891年到1906年；纵轴是每年进入帝国的东欧移民人数。曲线在1901年之前一直平缓，1902年之后明显上扬，到1906年陡然拉出一段近乎垂直的升幅，去年全年净流入十万零两千人，是1900年的四倍多。
“先生们，这不是自然增长。”
费雷拉用铅笔指了指曲线最陡峭的部分，“这是我们花了钱买来的。
过去五年累计投入移民事务的资金已经超过四千八百万米尔雷斯，折合约一千零七十万英镑。
每人次的成本大约九千四百米尔雷斯，折合两英镑多一点。
考虑到这些人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这个价格不算贵。”
他放下铅笔，转身面对会议桌。
殖民大臣平托坐在他对面，教育大臣卡布拉尔靠着窗边，新任驻圣彼得堡公使人选还没有确定，暂时由外交部秘书若泽·费尔南多·佩纳列席。
佩纳三十多岁，能说俄语，是外交部里少数几个对东欧事务有直接经验的官员，刚从华沙领事馆轮值回来。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讨论一件事。”
卡洛斯坐在长桌顶端，“驻俄使馆和驻奥匈使馆的移民招募处，到底该不该设，怎么设，设了以后谁来管。”
费雷拉朝佩纳点了一下头。佩纳站起来，打开一份备忘录。
“驻俄方面，我们在俄国有三个领事馆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
过去两年，从敖德萨港出境的东欧移民中，葡萄牙接收了大约百分之十一。其余大部分去了美国和阿根廷。
俄国方面的态度一直比较宽松，因为沙俄政府对本国过剩的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外迁并不阻止。
他们只对移民的船票销售和证件发放收税。
如果我们正式在驻俄使馆下增设移民招募处，俄方不会反对，但会要求我们把船票销售交给俄国航运公司独家代理。
这是俄国交通部的一贯做法，也是对本国航运业的保护。”
“船票代理权交给俄国公司，我们的成本会涨多少？”费雷拉问。
“大概每张船票涨百分之十二到十五。
从敖德萨到里斯本的单人三等舱票价目前是三十八卢布，折合约四英镑多。
如果我们接受俄方条件，每人的交通成本会增加约半英镑。
按每年两万人计算，一年多支出约一万英镑，折合约四万五千米尔雷斯。”
帕拉尼奥斯皱了一下眉。
“不是负担不起，但为什么要接受？
我们可以绕开敖德萨，从其他港口走。”
“绕不开。”
佩纳摇了摇头，“敖德萨是黑海北岸唯一能处理大规模移民出境的港口。
就算我们自己去谈，最终还是要跟敖德萨港务局打交道。
港务局背后的股东里有俄国皇后的远亲 这件事整个敖德萨都知道。”
卡洛斯笑了一声。“皇后家的生意。
那我们和它谈生意就好。
告诉俄方，我们愿意优先考虑俄国航运公司的运力，但条件是他们必须保证舱位、发船频率和卫生标准。
船票加价可以接受，但要写进合同，不能随时变。
如果俄方用行政手段卡我们，我们就把移民来源转向奥匈。”
“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佩纳翻到备忘录第二页，“奥匈方面的情况比俄国复杂。
加利西亚和波西米亚是东欧移民的两大输出地，但奥匈帝国的官僚系统比俄国更加分散。
维也纳有一个负责移民事务的中央部门，但加利西亚有自己的省议会，布科维纳和特兰西瓦尼亚有各自的行政传统。
要在奥匈增设招募处，必须先取得维也纳的默许，然后一省一省去疏通。
我们的驻维也纳公使恩里克·德·马塞多已经做了前期工作，他建议先设在克拉科夫，当地的波兰人社会对移民中介已经非常熟悉，只需要用许可证制度把它们纳入监管。”
“许可证制度是要花钱的。”费雷拉说。
“不算多。
马塞多估算，在克拉科夫开设一个三到四人的招募站，年运营成本约六万米尔雷斯，折合一万三千英镑。
包括租金、雇员薪水、印刷宣传材料、日常差旅。
如果每年能从加利西亚拉走一万两千人，折合每人增加成本约五米尔雷斯。
但克拉科夫离葡萄牙远，我们需要在里斯本安排一整套接船、检疫、登记、分配的中转流程。
现有的接收设施在高峰月份已经超负荷了。”
帕拉尼奥斯接话：“中转设施是瓶颈。
里斯本的移民检疫站在卡斯科斯湾旁边，三年前扩建过一次，最大容纳量是两千人同时候检。
去年高峰时，我们有一个月一次性接收了三千四百人，只能临时征用旧兵营。
但如果要在奥匈大规模招人，类似的峰值会更多。”
平托终于开口了。
他清了清嗓子，但没有立刻说话。他的风格从来都是把前因后果铺开之后再落点。
“我不反对增加移民。
帝国需要人。
巴西的咖啡种植园在扩种，安哥拉的铁路工地在赶工，西婆罗洲的金矿和橡胶园都在喊缺人。
但问题在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人？
是农民，还是矿工？
是全家移民，还是单身青年？
这决定了招募地点、宣传方式、甚至给不给他们船票补贴。
我们之前宣传的口径是‘到巴西有土地、有工作、有学校’，这吸引的主要是农户。
但印度洋舰队在莫桑比克的基地需要的是产业工人，至少是能学技术的半熟练工。
葡萄牙本土的工人又不够。
我们能不能从奥匈招一批在矿山或工厂里干过活的人？”
“能。”
佩纳说，“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有大量熟练的煤矿工人和机械工。
那里因为本地煤矿关闭和钢铁业整合，失业率在上升。
去年我们在波西米亚做过一次小型招募实验，结果收到的报名者里有近四成在矿山或工厂工作过。
只是语言门槛太高。
他们几乎不说葡语，甚至不会说德语。
我们当时的翻译只懂德语，最后只能靠比划和图纸交流。
效果很差，成行率不到百分之八。”
卡洛斯看向卡布拉尔。
“教育大臣，这些人在上船前能不能接受基础葡语培训？”
卡布拉尔从窗边走到桌前。
“上船前培训不现实。
我们不可能在每个招募点都配语言教师。
但可以在船上教。
移民船的航程通常是十五到二十天，从黑海到里斯本，或者从波罗的海到里斯本，足够教一百个常用词和简单对话。
更系统的培训要等到达巴西或安哥拉之后再集中办。
我们做过测试，一个从未接触过罗曼语族的波兰农民，在接受六周集中培训后，能听懂基本的工作指令，三个月后能进行简单日常会话。
关键不是师资，是教材和强迫使用的环境。
如果到了种植园还是跟同胞扎堆，一辈子都学不会葡语。”
“那就改革教材。”
卡洛斯说，语气里带着某种已经习惯了下命令的利落，“移民船上的语言课不教语法，教场景怎么签劳动合同，怎么看工资单，怎么在市场上买面包，怎么跟工头报告矿道里的情况。
教材不要只坐在里斯本编，要从安哥拉和巴西的矿场、种植园采集实际用语，再让招募站的人翻译成波兰语、俄语、意第绪语。
上船之前每人发一本。到了目的地之后，连续六周每天上两小时课，结业考试不通过的，扣发一部分安置补助，逼着他们开口。”
费雷拉的眼睛亮了。
“考试不通过就扣补助？
陛下这句话省掉了我很多磨嘴皮的功夫。
但我还想加一条：如果考试通过，额外奖励五米尔雷斯。
一文一武，双向刺激。”
“可以。
五米尔雷斯对个人来说不多，但对一个刚踏上新大陆的移民家庭来说，是半个月的房租。
会有人为了这笔钱认真学。”帕拉尼奥斯说。
卡洛斯转向平托。“你刚才说，要清楚我们到底需要什么人。现在我给你一个答案：1908年的移民招录分三类。
第一类，农户，安置巴西和安哥拉，继续享受全额船票补贴。
第二类，熟练工人，安置莫桑比克和西婆罗洲，船票补贴减半，但提供工作合同和三年内的技术升级培训。
第三类，家属，主要是前两类的配偶和子女，船票全免，教育优先。三类比例大致五比二比三。
具体细则由平托和费雷拉在七月底前拟出来，交给枢密院审。”
平托和费雷拉同时点头。
佩纳在角落里飞快地记录，他的钢笔尖在纸上划出细密的沙沙声。
“最后，关于招募处的问题。”
卡洛斯说，“驻俄使馆下暂时不设常设招募处，但授权敖德萨领事馆以‘移民事务联络官’名义增设一个半官方窗口，只做咨询和登记，不直接售卖船票。
实际船票代理权交给俄国航运公司，我们监督价格和运力。
驻奥匈使馆下，接受马塞多的建议，在克拉科夫设立第一个常设招募站，归外交部远东与移民事务司管。
佩纳，你从下个月起担任这个司的副司长，专管东欧线。”
佩纳愣了一下。
他原本只打算列席会议，没想到会当场接到任命。
但他很快镇定下来，站直了身体。“陛下，我需要明确的权限范围。
克拉科夫的招募站，如果在当地被加利西亚省议会找麻烦，我能不能直接找马塞多公使出面？”
“可以。
马塞多负责外交，你负责实操。涉及当地法律纠纷，找公使馆的法律顾问。
涉及船票价格和舱位，你直接和航运公司谈，不用报里斯本。
但有一个底线，所有移民在出境前必须拿到葡方出具的接收承诺书。
没有承诺书的人，不允许上船。
我们不能把一堆没有目的地的流民运到里斯本码头再来想办法。”
卡布拉尔轻轻拍了一下手。
“这是最清醒的一条。
里斯本检疫站超负荷的根本原因，不是船太多，而是有些移民下了船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
他们滞留在临时兵营里，每天吃政府的粮食，活活把检疫站住成了收容所。
移民不是乞丐，是合同工。
没有合同的人，就别让他上船。”
帕拉尼奥斯点头，又补了一句：“这样的话，俄国的航运公司可能会不高兴。
他们赚的是人头费，不管移民有没有接收承诺书。
如果我们在他们的代理点上卡人的证件，他们会觉得丢了生意。”
“那就让他们赚到别处去。”
卡洛斯说，“俄国内务部对流民离境从来都是鼓励的，他们不在乎这些人是去圣保罗还是去纽约。
航运公司也一样。我们给他们的利润空间已经留了。
如果他们连查验证件这点配合都不愿意，就说明他们不想做长远生意。
那我们就去奥匈多设一个点，找的里雅斯特港或者里耶卡港。
东欧移民不止敖德萨一个出口。”
会议结束后，费雷拉和卡布拉尔并排走下财政部大楼的楼梯。
费雷拉忽然说了一句：“佩纳这个人可以。
年轻，但知道分寸。
就是不知道在华沙吃没吃过波兰人的苦。”
“吃过苦才知道怎么把人带出来。”
卡布拉尔说，“帝国以后要办的移民口岸不止东欧。
西非、加勒比、中东，每一个方向都需要能在当地扎根的人。
佩纳只是第一个。”
费雷拉没有接话。
他站在财政部一楼的大厅里，抬头看了一眼柱子上贴着的年度财政收支表。
移民事务的支出在表中只是很小的一栏，但这一栏正在逐年变大，而且它带来的回报要滞后好几年才看得见。
费雷拉比谁都清楚，这种账最需要耐心，也最考验算账人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