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
第十一章 国图报告，全网直播
三天后，华京。华国国家图书馆老馆学术报告厅。
老赵到的比约定时间早了一个小时。他不是故意早到的，而是高铁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他又不太习惯提前约车，于是干脆就从西站打了个出租直接就赶了过来。
出租车停直接就停在了国图的门口，他下车，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几页打印好的讲稿和一个充电宝。他站在门口，没有立刻往里走。
他抬头看了一眼那栋建筑——灰色的外墙，庄重，沉默，就像是已经在那里站了很多年的见过了无数次的比他更渊博的人进进出出。他想起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导师问他以后想要去干什么，他说想要做古籍数字化。导师说那可是一条很长的路，你确定要走？他说确定。那时候他以为那条路会是进研究所、读博士、发论文。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会以一个卖烧饼的身份，背着帆布包，站在这栋楼的门口。但他并没有觉得心虚。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帆布包，那里面装着的不是烧饼，是几页纸和一份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拼出来的真相。他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门口的安保看了他一眼，问道：“预约了没有？”老赵说：“约了，报告厅。”
安保低头细细地查了一下名单，又抬起了头重新地看了他一眼，表情微微地变了变：“赵德厚？您请进，报告厅在三楼。”
老赵上了三楼，推开了报告厅的门，里面是空无一人。
一排排红色的折叠椅整整齐齐地摆着，讲台上放着一支话筒和一瓶矿泉水。空调在角落里低低地运转着，发出均匀的嗡嗡声，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昆虫在沉睡。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旧地毯和纸张混合的气味，不浓，但很持久，就像是这栋楼自己特有的呼吸。
他走上了讲台，把帆布包放在了桌子的底下，拧开了矿泉水瓶喝了一口，然后站在那里，看着台下的那一百多张的空椅子。
他在想——一小时之后，这些椅子都会被坐满了的。网上还有几十万的人正在那里等着要看直播呢。他在巩义街头弯腰揉面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会站到这个地方来。但是，现在的他则是站在了这里，不是因为谁给了他什么样的机会，而是因为他自己把那些证据一页一页地从灰里扒了出来。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有一道前天被炉膛边缘烫出来的疤，现在虽然已经不疼了，但是那痕迹却是还在。他笑了一下，就把手揣进了裤兜里。
九点半的时候，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场了。来得最早的则是那几个头发花白的学者们，他们是在第一排上坐着的人，落座之后的他们在互相低声的交谈着，并且还偶尔地抬起眼看了看讲台上的老赵，目光里有审视、有好奇、也有一点点的不太确定的东西。其中的一个戴眼镜的老先生，他在坐下之后从公文包里拿出来了一支钢笔和一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翻开，在页眉上写下了日期。他的动作很慢，很稳，每一笔都像是在完成一道程序。老赵注意到了他的手有一点点的轻微的颤抖——不是紧张，是年纪大了之后自然的抖动。他忽然间的便就觉得，这位老先生可能做了一辈子的学问，写过无数本笔记，今天是他第一次来听一个卖烧饼的做报告。
九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参会的媒体人到了——扛摄像机的，举手机的，拿着一个记录用本子找座位的，很快便就把后排给坐满了。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坐在了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她从包里掏出来了一个录音笔，按下了开关，放在了桌面上，然后就是从口袋里摸出来了一副眼镜戴上。她的那个眼镜框则是透明的，看起来都是很新的，就像是刚配不久的。她坐直了身子，把笔记本翻到了那张空白页，右手握着笔，并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十点整，老赵低头看了一眼时间，然后就是抬起头来，走到了话筒的前面，清了一下嗓子。
“大家好，我是赵德厚，是河南郑州巩义卖烧饼的。今天我要讲的内容，跟烧饼并没有什么关系。我要讲一份链式证据，从1900年到1932年，这册《永乐大典》编号7024的完整流向。”
他说完了这句话，便就去按了一下遥控器。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全英文的手写信的扫描件。泛了黄的纸面，潦草的笔迹，邮戳的墨水已经褪成了淡棕色。
“这是1900年9月，一名英军的中尉写给家人的信。他在信里写了这一句：‘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很像是皇室的藏书，带回来了几个本子，可能值钱。’”
他在台上就像是唠家常一样，一句一句地把信翻译了出来，台下安静得就像是一口深井。
翻译完了最后的一个字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然后便就说了一句：“这封信，总共是写了不到五十个词。但它却是决定了这册书接下来的一百多年的命运。”
前排的那位戴眼镜的老先生，此刻则是停下了手中正在做着记录的笔，抬起了头，看着屏幕上的那封信，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老赵又按了一下手中的那个遥控器，屏幕上跳出来了第二张图——一幅里昂圣索伦拍卖行的目录封面，日期是1901年5月。
“你们看，1900年9月信写了，1901年5月这册书就出现在拍卖目录里了。时间间隔只有八个月。八个月，一册书从华京到伦敦再到里昂，经过了至少是三个人的手。你们想想，那个时候没有快递，没有电子邮件，一册书要在八个月内跨越半个地球，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它不是偶然流出去的——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运作。”
他在台上站得笔直，手头上没有稿子，只有自己的记忆和手机里存的照片。
“1932年3月15日，编号7024在伦敦圣索伦拍卖行成交，买家是圣索伦国立图书馆的一个中间人。120英镑。”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120英镑，在当时大概是相当于一个英国工人的三个月的工资。就这三个月的工资，就换走了咱们明代造船技术的核心文献——龙骨结构、水密隔舱、舵叶比例。这些技术，造出了郑和宝船，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帆船。你们知道郑和的宝船有多大吗？最大的那艘，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光是舵叶就有三层楼那么高。那些数字写在一册蓝封面的书里，锁在了圣索伦图书馆的地下库房里。三百年后，这些东西被锁在了别人家的地下室里，被人遗忘了三十年。”
台下微微地骚动了起来。后排有记者举起了手机拍照，前排的学者们则是互相的交换了一个眼神，有人在点头，有人在皱眉。那个年轻的女记者则是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她的笔尖划过了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就像是秋天的风吹过了落叶。
老赵没有停。“我手里还差最后一块拼图。这册书被买走之后，从1932年到1962年，这三十年里它一直在圣索伦公国的地下库里，没有编目，没有登记，没有保护。直到1962年才被首次编入馆藏名录。为什么会这样？我查了一个月，终于查到了——因为中间经手这个中间人的，是一个名叫‘阿尔忒弥斯’的基金会。”
屏幕切换到了最后一张图，那是一封圣索伦银行发出的信件复印件，印着“阿尔忒弥斯基金会”的字样。“这个基金会，表面上是圣索伦公国的文化保护机构，实际上则是专门收购来源存疑的文物，通过了一系列基金和空壳公司洗白之后再高价转卖。你们知道他们打算把编号7024是怎么做吗？他们原本的计划则是在两年后，把它推上一场国际拍卖会，起拍价三百万美元。”
会场里爆发出来了一阵低沉的议论声，就像是海面上忽然起了风。前排的那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则是摘下了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然后重新的戴上，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他的笔迹依然的工整，但写字的速度却是比刚才快了一些。
老赵站在台上，等着那些声音落了下去，然后这才开口说了一句话：“他们当初120英镑买的东西，三百年后想三百万美元再卖出去。挣的不只是钱，挣的是咱们忘了——忘了这东西本来就是咱们的。”
而他则是放下了话筒，台下的掌声响了很久。那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第一个站了起来，然后是第二排、第三排，整个报告厅里的人陆陆续续地全都站了起来。那个年轻的女记者也跟着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她发现自己握着笔的那只手，指尖在微微发抖。不是冷的，是那种听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之后，身体比大脑先做出的反应。她把笔放下，合上笔记本，在封面的内侧写了一行小字：“今天听到了一场最好的报告。做报告的人是个卖烧饼的。”
掌声渐渐地平息之后，那位戴眼镜的老先生从座位上走出来，走到讲台前面，向老赵伸出了手。老赵愣了一下，然后握住了那只手。老先生的手很瘦，骨节分明，掌心是温暖的。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老赵听得清清楚楚：“小赵同志，你做的这个工作，填补了我们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谢谢你。”
老赵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堵了一下，没说出来。他点了点头，松开了手，弯腰从桌子底下拿起那瓶矿泉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从喉咙流下去，但他觉得胸口是热的。
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几十万观众中，有一个账号正在疯狂刷屏：“赵哥牛逼！打脸打到圣索伦公国！”屏幕上的弹幕像瀑布一样往下泄，而更远的地方——华京某处的外交部办公楼里，有人在看直播的间隙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接通之后，他没有寒暄，直接说了一句：“和圣索伦公国那边的正式沟通可以开始了。条件不变，追索回归。”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挂断了电话，靠在了椅子的背上，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已经是定格了的画面——老赵站在国图的讲台上，背后的大屏幕上是那封1900年的信。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窗口关掉，拿起了下一份文件。
直播弹幕在最后一分钟被一条留言刷满了屏幕——“赵哥，我们等你继续。”
老赵走出报告厅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走廊的尽头。他背着那个帆布包，走在光里，步伐不快不慢，跟他在巩义街头上收摊回家时的速度是一模一样。
【《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第十一章完）】
笔者注
这一章，我们写到了老赵站在国图报告厅里，看着台下的那些空椅子的时候，我自己也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卖烧饼的，站在华国国家图书馆的讲台上，面前是一百多张空椅子——他知道一小时之后这些椅子都会坐满，网上还有几十万人在等着看直播。但他没有紧张，也没有怯场，因为他知道自己手里拿着的不是稿子，而是真相。那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站起来跟他握手的时候所说出来的那句话——“你做的这个工作，填补了我们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也是我心目中的这一章最为重的一句话。它不是客套，是专业领域的同行对一个门外汉的最高的认可。
读者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那种“被专业人士认可”的时刻？
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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