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剑门关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但也绝谈不上轻松。
守在关口的士兵，隶属于“川军”某部，番号模糊，军容谈不上整肃，但盘查却一丝不苟，或者说，是盘剥得一丝不苟。
验看路引文书时，那戴着大盖帽、叼着烟卷的排长，对着“昌隆杂货行”的货单和汉中“山陕汇兑”孙掌柜帮忙弄来的、盖着模糊印章的“入川采办文书”看了又看，又盯着郭秉诚、顾宪和这两个明显是读书人出身、气度与寻常行商不同的“东家”打量了半天，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探究。
“山东来的？贩货？跑这么远？”排长喷出一口烟，斜睨着郭秉诚，“这兵荒马乱的，你们这生意做得可真大。”
郭秉诚强撑着咳嗽几声，拱手道：“老总明鉴，实在是……老家待不住了，听说蜀中尚算安稳，想过来讨口饭吃。这点货物，也是倾尽所有，博个活路。些许心意，给老总和兄弟们买杯酒喝，驱驱这蜀中的湿寒。”
说着，早已准备好的、装着二十块银元的布包，悄悄塞了过去。
那排长掂了掂分量，脸上神色稍霁，但依旧没有放行的意思，目光在队伍中女眷身上转了转，尤其在年轻的苏婉宁和顾念文脸上停留了片刻，又看了看那几匹川马和众人背上的行李。
“入川可以，但这关口，有规矩。”排长慢悠悠地说，“车马、行李，都要检查。尤其现在查得严，防着奸细和违禁品。”
所谓的检查，自然是又一次光明正大的搜刮。
士兵们如狼似虎地涌上来，将行李粗暴地打开翻检，值钱不起眼的小物件、成色好的衣物、甚至一些干粮，都被顺手牵羊。
郭永华事先让大家将最重要的金银细软、文书密件贴身藏好，放在明面上的，多是不值钱的杂物和部分药材、布头。饶是如此，也被“检查”走了不少东西。
陈石头等人气得眼睛发红，但在郭永华眼神的严厉制止下，只能强忍。
最后，那排长又额外索要了每人两百文的“过关人头税”和每头牲口五百文的“牲口税”，这才骂骂咧咧地挥手放行。
一通盘剥下来，又损失了将近五十块大洋的财物和现金。
带着满心的憋屈和终于过关的如释重负，队伍踏入了剑门关内。关内的景象，与关外那雄浑险峻、人烟稀少的山区截然不同。
首先感觉到的，是温度。
关内似乎比关外更加暖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植物、炊烟和某种发酵物混合的、复杂而浓郁的气息。
路是宽阔的土路，被春雨浸润得有些泥泞，但车辙印、脚印密密麻麻，显示着频繁的通行。
路两旁，不再是遮天蔽日的山林，而是大片大片的水田，田里蓄着明晃晃的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田埂上种着油菜，正开着大片大片耀眼的黄花，如同给这片略显沉闷的天地，泼上了一层热烈而充满生机的色彩。
远处，竹林掩映中，露出一角角青瓦粉墙的农舍，鸡犬之声相闻。
人，也多了起来。
挑着担子的农夫，牵着水牛的孩童，挎着竹篮的妇人，推着鸡公车的货郎……虽然大多衣衫褴褛，面有菜色，但神情中少了中原流民那种深入骨髓的惊惶和绝望，多了几分属于“太平年景”下穷苦人特有的麻木和认命。
偶尔有驮着货物的马帮或挑着山货的“背子”（背夫）队伍经过，沉重的货物压弯了他们的脊梁，汗水浸透了破烂的衣衫，他们沉默地走着，只有扁担压在肩头发出的、有节奏的吱呀声，和沉重的喘息。
“这就是……四川？”
郭永怀看着眼前这既陌生又充满生机的景象，喃喃道。
想象中的“天府之国”，似乎不应该是这样泥泞的道路、破旧的农舍和面黄肌瘦的百姓，但比起一路所见的白骨露野、十室九空，这里又确实算得上“安定”和“富庶”了——至少，地里还种着庄稼，村里还冒着炊烟，人们还在为了生存而忙碌，而非单纯的逃亡和死亡。
他们没有在剑门关下的市镇停留，那里驻军太多，眼线太杂。
按照在汉中时孙掌柜的建议和一路打听来的消息，他们需要尽快抵达一个足够大、能提供必要补给和隐蔽，但又不能是成都、重庆那样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盘查极端严密的大城市。
他们的目标，是位于成都平原东北边缘、金牛道与嘉陵江交汇处的——绵州（今绵阳）。
从剑门到绵州，还有两百多里路。
这一次，路好走了太多，基本是在丘陵和平原的交错地带行进。虽然依旧有盘查的哨卡和地方民团的勒索，但比起秦岭天险和溃兵土匪，已是天壤之别。
队伍的心情，在最初的激动和憋屈过后，也渐渐被一种新的、带着茫然和期待的情绪所取代。
他们真的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区域，但接下来该怎么做？去哪里？如何立足？这些问题，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尤其是郭永华心头。
五天后，暮春三月初，队伍终于看到了绵州城的轮廓。
那是一座依山傍水、规模不小的古城。
城墙是灰色的，带着岁月侵蚀的痕迹，不少地方有修补的痕迹，但整体还算完整。嘉陵江的一条支流绕城而过，江面上有木船和竹筏往来。
城外有大片的农田、竹林和散落的村落，城门处车马行人进进出出，显得颇为繁忙。
他们没有直接进城，而是在城东五里外、一个叫“丰谷”的镇子外，寻了一处看起来还算干净、安静的农家小院，以“北方逃难来的亲戚，想在此地盘桓些日子，寻个活路”为名，花了比市价高出三成的价钱，租下了整个院子和后面的几间偏房，暂作安顿。
房东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农，见他们人多，又有老有少，不像是为非作歹的，收了钱，也就应允了，只叮嘱莫要惹是生非。
终于，在一个春雨淅沥的傍晚，这支从胶东海边出发，穿越了战火、匪患、天险、疫病，跋涉了数千里、历时近半年的流亡队伍，在巴蜀大地一个不起眼的镇子外，有了一个可以暂时遮蔽风雨、生火做饭、不用担心半夜被溃兵或土匪袭击的、真正的屋顶。
安顿下来的第一夜，许多人吃着热腾腾的、用本地新米煮的、略带清甜的米饭，就着房东送来的咸菜，都忍不住再次落泪。
这一次，不再是恐惧或绝望的泪水，而是一种近乎虚脱的、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这片刻安宁的、贪婪的、小心翼翼的不敢置信。
郭永华也吃了一碗饭，很香。
但他吃得很快，吃完后，便起身走到了院子的屋檐下。
雨还在下，细密如丝，落在院中的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空气里是新翻的泥土和植物生长的气息，温暖而潮湿。
他望着远处暮色中绵州城模糊的轮廓，望着更远处在雨幕中显得青黛朦胧的群山，心中并无太多轻松。
剑门关下的盘剥，沿途所见百姓的困苦，以及这丰谷镇上隐约可闻的、关于“粮捐”、“剿匪捐”、“壮丁费”的抱怨，还有房东老农无意中透露的、本地驻军是“刘司令”（刘湘？刘存厚？他还不确定）的部下、与北边“田司令”（田颂尧？）、西边“邓司令”（邓锡侯？）如何摩擦不断的消息……都像一根根细刺，扎在他的心上，提醒着他，这里的“安定”，是脆弱的，是建立在军阀割据、层层盘剥之上的。
巴蜀在望，他们确实暂时摆脱了最直接的死亡威胁。
但真正的挑战——如何在这个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新地方生存下来，隐藏下来，并最终找到一块能够让他们重新扎根、延续“火种”的土壤——或许，才刚刚开始。
他从怀里拿出那本随身携带的、用油布包裹的密文笔记，就着屋檐下昏黄的气死风灯光，翻开新的一页，用炭笔，郑重地写下：
“民国九年春，三月，抵蜀中绵州。蜀道险，终过。然蜀地非桃源，军阀割据，民困于捐税。前路新难，始于立足。需慎察形势，暗结人脉，徐图存身发展之本。”
写完，他合上笔记，望向漆黑的夜空。雨丝飘洒，无声无息。
星火微芒，穿越了最凛冽的寒风和最险峻的天堑，终于抵达了一片相对温暖、却也更加复杂莫测的土地。
接下来的路，不再是与天斗、与匪斗，而是与人斗、与这混乱的世道斗，为的，是在这异乡，为自己和所珍视的人，争得一线真正的、可以长久呼吸的空间。
千里奔流，暂告段落。而风起于蜀地，新的篇章，正在这绵绵春雨中，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