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过后，连着几个大晴天，日头金灿灿的，却没什么暖意，只将前些日子的湿冷潮气晒干了，空气变得干爽清冽。
郭家庄通往镇子的土路，被往来运送秋粮、柴草的大车碾得板结硬实，浮土也少了，驴车走在上头，轻快了不少。
郭记杂货铺依旧挂着“东家有事，歇业数日”的木牌。
但铺子后门，从早到晚，车马进出却比往日更勤了些。有时是几辆空车进去，满载着用麻袋、草席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货物出来，由陈石头或郭永怀亲自押着，出了镇子，却不是回郭家庄，而是朝着不同方向去了。
有时又是陌生的、看起来风尘仆仆的行商或伙计模样的人，赶着车，拉着些看似寻常的货包，从后门进去，半晌出来时，车轻了，人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或凝重。
镇上“昌隆杂货行”的少东家钱明理，最近也成了郭记后院的常客。
他有时带着账本，有时空着手，来了就和郭永华在账房小屋里一待就是半天，门窗紧闭，只听见里头低低的说话声和算盘珠子清脆的响声。
出来时，钱明理脸上往往带着一种混合了惊异、佩服和几分紧张的复杂神情，匆匆拱手告辞，绝不多留。
镇子西头，靠近城墙根那片低矮杂乱、充斥着各种破落营生的街巷里，有一家门脸不起眼、匾额黑黢黢的“恒昌当铺”。
这天晌午，当铺那扇厚重的、包着铁皮的黑漆木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半旧绸面夹袄、戴着遮阳帽、帽檐压得很低的中年人，侧着身子闪了进来。
他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蓝布包袱，动作有些拘谨，目光快速扫过当铺里高高的柜台和后面那张面无表情的朝奉脸。
“掌柜的，看货。”中年人声音有些沙哑，将蓝布包袱费力地举到齐胸高的柜台上。
朝奉是个精瘦的老头，留着两撇鼠须，眼皮耷拉着，闻言抬起眼皮，瞥了一眼来人，又瞥了一眼那包袱，慢吞吞地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将包袱拖到面前，解开。
包袱里露出的东西，让朝奉那半眯着的眼睛瞬间睁大了一丝，随即又恢复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里面是几件玉器：一支通体碧绿、水头极好的翡翠簪子，一对雕刻着精细缠枝莲纹的羊脂白玉镯，还有一块巴掌大小、浮雕着山水人物的青玉山子。玉质温润，雕工精致，虽非绝品，但在这样的小镇当铺，已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死当，活当？”
朝奉的声音干巴巴的，手指却已拿起那支翡翠簪子，对着从高窗漏下的天光，仔细看起来。
“死当。”
中年人毫不犹豫，声音压得更低，“急用钱，掌柜的给个痛快价。”
朝奉将几件玉器逐一仔细验看，尤其对着光线看了又看，还用指甲在某些细微处轻轻刮了刮，又拿起一个带柄的小放大镜，凑近了审视雕刻的纹路和可能的绺裂。
半晌，他放下放大镜，慢悠悠地报了个价：“簪子，玉色虽好，但有一道浅绺，影响价值。玉镯，成对，难得，但尺寸略小。山子，雕工尚可，料子寻常。三件一起，死当，给你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在柜台上敲了敲。
三百块？
中年人心里冷笑，这老狐狸，杀价够狠。
这几件东西，若是放到济南、天津的珠宝行，遇到识货的，五六百块也卖得。但他没时间，也没渠道去大地方，更不敢张扬。
“掌柜的，你这价，忒不厚道。”中年人摇头，声音依旧沙哑，
“簪子是祖母绿，水头足，那道浅绺不细看根本瞧不见。玉镯是上好的和田籽料，一对难得。山子雕的是‘溪山行旅’，名家手笔（他信口胡诌）。四百五十块，少一个子儿，我另寻别家。”
说着，作势要包起东西。
朝奉眼皮都没抬：“三百五。这兵荒马乱的，玉器不当吃不当喝，行情就这样。您要觉着亏，出门右转，街口还有家‘宝丰’，您去问问。”
两人你来我往，低声讨价还价了一番。最终，以四百二十块银元成交。
朝奉开出一张墨迹未干的当票，上面用极小的字写明了物品、特征、金额、当期（死当），并盖上了当铺的朱红大印和朝奉的私章。
然后，他从柜台下提出一个沉甸甸的小木箱，打开，里面是码放整齐的、用红纸卷着的银元。
他当着中年人的面，数出四十二卷，每卷十块，又额外点了二十块散放的鹰洋，推了过去。
中年人仔细验看了银元成色，又核对了当票，确认无误，这才将银元小心地装进自己带来的另一个不起眼的旧褡裢里，当票则仔细折好，塞进贴身口袋。
他朝朝奉微微点了点头，提起空了的蓝布包袱，转身，快步走出了当铺，很快消失在门外嘈杂的人流中。
这个中年人，正是郭秉诚。
按照儿子的计划，他负责处理家中那些体积小、价值高、但不易携带、也容易引人注目的贵重物品。
玉器、古玩、一些用不上的金银首饰，都被他分批、乔装，拿到镇上或邻县几家信誉尚可的大当铺死当掉，换成易于分割、藏匿和流通的银元、鹰洋，甚至是成色好的金叶子。
每次去的当铺不同，装扮也不同，有时是落魄士绅，有时是急等钱用的行商，有时干脆让陈石头或郭永怀扮作他的子侄出面。一切以快速、安全、不引人注意为要。
与此同时，郭永华则带着郭永怀，频繁出入镇上唯一一家、也是荣成县里都有些名气的“回春堂”大药铺。
他们不是去看病，而是以“替外地富商采购药材”、“为家中老人预备珍贵补品”为名，在掌柜的亲自接待下，于药铺后堂的雅间里，仔细验看、讨价还价，然后一批批地买走那些价值不菲、体积小巧、便于长期保存、且在乱世中往往能充当硬通货甚至救命的珍贵药材。
川贝母，要产自松潘的“松贝”，形如怀中抱月，质地坚实，味苦回甘。
麝香，要“当门子”，那黑褐色、油润光亮、香气浓郁袭人的颗粒，用蜂蜡仔细封存在小瓷瓶里。
牛黄，要天然胆黄，金黄色或棕黄色，体轻质脆，层层挂甲，香气清幽。
此外，还有上等的野山参（年份不求太高，但须是干货）、血竭、冰片、羚羊角尖等等。每一样，都价值不菲，一小包可能就值几十块银元。
但这些东西，不占地方，必要时可以缝在衣襟、藏在行李夹层甚至塞进挖空的木杖里，关键时刻，无论是用来治病救命，还是打通关节，抑或是到新地方换取急需物资，都比同等重量的金银更有用，也更隐蔽。
郭永华凭借前世对中药的粗浅了解和这半年多刻意翻阅医书、请教老药工（以“好奇”为名）得来的知识，加上他超出年龄的沉稳和出手的大方（用的是变卖其他物品得来的钱），很快就赢得了“回春堂”掌柜的重视和信任。
交易都在密室进行，银货两讫，互不留名。
药材被小心地用防潮的油纸、锡纸甚至蜡壳多层包裹，打上只有郭永华自己知道的暗记，然后混在采购的普通药材或日用杂物中，由郭永怀和陈石头运回郭家庄，藏进早已准备好的、带有夹层的特制木箱或铺盖卷里。
镇上的铺面——“郭记杂货”，也开始悄无声息地“清货”。
不再进货，货架上的商品以略低于市价的速度慢慢出售，尤其是那些笨重、占地方、利润薄的针头线脑、粗瓷瓦罐，被优先处理掉。
染坊也以“原料短缺、师傅身体不适”为由，渐渐停止了接新活，只将手头已有的布匹染完、晾干、打包。
那些笨重的染缸、灶台、木架，自然无法带走，只能留下。
后院里堆积如山的肥皂、肥田粉成品，则被分成小批，通过钱明理在“昌隆”的渠道，以及王青山在县城货栈的关系，以“铺底清仓”、“陈货处理”的名义，悄悄卖给了往南边去的行商，或者直接运往邻县、邻府，尽量回笼资金，也避免在本地引起过多注意。
田产的处置最为棘手，也最让郭秉诚心痛。祖传的几百亩地，是郭家的根。
但现在，这个根必须暂时斩断。郭秉诚没有选择公开售卖——那会立刻引起轰动和官府注意。
他通过一位在县衙户房当小吏的远房表亲，以及镇上几位信誉尚可的牙人，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将大部分田产“典押”或“长租”给了几位与郭家素无仇怨、甚至有些交情、且在外县也有产业的多绅富户。
契约订得极其复杂，表面上看是普通的田产抵押借贷或长期租赁，年限长达二十年、三十年，租金或利息低得可怜，近乎白送。
但内里却埋下了重重伏笔：如“战乱、灾荒导致田地荒芜，租约自动中止，押金不退”，“原主或其直系后人，可在特定条件下（如凑足一笔远超典价的巨款，或在某个遥远年限后）享有优先赎回权”，“承租方不得转租、不得改变田地用途、不得损毁田上祖坟林木”等等。
这些契约，在法理上能否经得住推敲，在乱世中又有几分约束力，郭永华和郭秉诚心里都没底。
但这已经是他们能在短时间内、不引起太大动静的情况下，为这片祖产找到的、最体面也最可能保留一丝念想的处置方式了。
至少，田地没有公开易主，郭家“暂时离开”的说法能勉强站住脚。
那些收到的、远低于田地实际价值的“押金”或“首期租金”，则变成了又一批可以带走的银元。
剩下的少部分田产，则交由郭四和几个签了死契、绝对可靠的老佃户“代管”，言明收成除去赋税和他们的口粮，其余皆归他们，只求他们看好田地，莫要荒芜，逢年过节，记得给郭家祖坟添把土、烧炷香。
郭四老泪纵横，跪地磕头，发誓以命相守。
镇上的铺面和后院染坊，则委托给了钱明理所在的“昌隆杂货行”代管。
钱明理在郭永华展示了部分实力（资金和隐秘渠道）和分析了严峻时局后，虽然自己因家庭牵绊无法同行，但也意识到了与郭家保持良好关系、乃至将来在南方有个“据点”的可能价值。
他代表“昌隆”，与郭家签订了代理经营契约，“昌隆”获得铺面一定年限的低价使用权和染坊设备的处置权，并承诺按期缴纳象征性的“管理费”给郭家指定的代理人（实为郭四），同时，也为郭家南行提供了一些沿途的商号联络信息和必要的通关文书协助（以“昌隆”伙计外出办货为名）。
这是一笔各取所需、心照不宣的交易。
就在郭家上下紧锣密鼓、却又悄无声息地处理着各项资产时，苏家那边，也到了必须摊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