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四月末。
郭家庄的春天走到了最丰腴的时候。田里的麦子抽了穗，绿浪翻涌到天边。后山的野花开疯了，一片烂漫的紫云英铺满了向阳的坡地。
溪水涨了，哗啦啦的，带着融雪的清冽，昼夜不息。
旧祠堂蒙馆里的日子，也像窗外的草木一样，悄然生长，抽枝展叶。
每日清晨，郭永华和郭永怀兄弟俩，沿着被露水打湿的青石板路去祠堂。郭永怀渐渐习惯了早起，虽然路上总要打几个哈欠。
郭永华则始终清醒，晨风拂在脸上，带着泥土和花草苏醒的气息，让他想起前世在实验室通宵后，清晨校园里类似的、万物更新的宁静。
蒙馆里的学童也固定下来，十五个人，年龄在五岁到十岁之间。李仲恺的教学，果然如郭秉诚所言，“不死抠八股”。
上午多是诵读、讲解蒙学经典。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李仲恺教得扎实，要求背诵，但也注重讲解义理，常引经据典，穿插历史故事，让孩子们明白字句背后的含义，而不仅仅是囫囵吞枣。
但真正让郭永华留心，也让其他学童感到新奇甚至有些吃力的，是李仲恺“加”的内容。
比如，在教到“一而十，十而百”时，他会停下来，拿出一把陈旧但擦拭干净的算筹——那是些长短一致、削磨光滑的小竹棍——分发给每个学童几根。
“此乃算筹，古时计数、计算之器。”李仲恺的声音在安静的祠堂里回响，“今日我们不用它算钱粮田亩，只做个游戏。”
他将算筹在书案上摆出不同的组合，代表不同的数字，然后演示简单的加减。
竖着摆一根代表一，横着摆一根代表五，纵横交错，便能表示更大的数。他让学童们照做，用算筹摆出自己的年龄，家里兄弟姐妹的人数。
这对大多数孩童来说，既新奇又困难。
他们习惯了用手指头，或者心里模糊地估量，从没想过数字可以用这些小棍子如此“规矩”地表示出来。
一时间，祠堂里响起噼里啪啦的算筹声和孩童们困惑的嘟囔。
孙虎摆弄了几下就烦了，把算筹一推，小声嘀咕：“这有啥用，还不如去数鸡。”他旁边的几个孩子也跟着点头。
李仲恺看见了，并不生气，只是走过去，拿起孙虎的算筹，随手摆了个“二十三”，问：“孙虎，你家几只鸡？”
孙虎愣了一下，掰着手指数：“大公鸡一只，老母鸡……四只，半大的……三只，刚孵出来的小鸡……七只？八只？”
“一共多少？”李仲恺问。
孙虎又掰手指，嘴里念念有词，数了半天，不确定地说：“十五……六只？”
李仲恺用算筹摆出1、4、3、8，然后演示如何相加。横竖交错，进退有序，最后得出结果：“十六只。可对？”
孙虎瞪大眼睛，又回想了一下自家鸡窝，挠挠头：“好像……是十六只。夫子，你真神了！”
“非我神，是算筹神，是数理神。”李仲恺淡淡道，“世间万物，多有数量。明晰其数，方能把握其理。养鸡如此，种田如此，读书明理，亦如此。”
孙虎似懂非懂，但看算筹的眼神认真了些。其他孩子也觉得有趣，重新摆弄起来。
郭永华安静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几根算筹。这古老的十进制算筹系统，他前世只在博物馆和数学史书籍里见过。
此刻亲手触摸，感受竹棍光滑的质感和规整的形制，有种奇妙的历史交错感。
他按照李仲恺的演示，轻易地用算筹摆出了“一百三十五”，然后又拆解、重组，尝试简单的加减。
他的动作流畅，手指稳定，眼神专注。
李仲恺在学童间走动指导时，目光几次掠过他，眼底有赞赏，也有深思。
几天后的下午，李仲恺教完一段《千字文》，看看天色尚早，忽然道：“今日我们不讲经，做个游戏。”
学童们精神一振。连打瞌睡的都睁开了眼。
李仲恺走到天井，指着那株老柏树：“以此树为界，东西两侧，各有几人？”
孩子们纷纷转头数。东侧靠窗坐了一排，西侧靠墙坐了两排，中间过道还有几个。
“东边五个！”“西边……七个？加中间两个，九个！”“一共十四个！”
数法不一，答案各异。
李仲恺走回堂内，拿起粉笔（他从县里带来的稀罕物），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单的祠堂平面示意图，标出座位，然后问：“若已知东侧五人，西侧（包括中间）九人，总数几何？”
“十四！”这次声音齐了些。
“若今日王二狗生病未来，实到几人？”李仲恺又问，顺手在代表王二狗的位置画了个叉。
“十三！”这次更快了。
“若明日，张三的弟弟也来开蒙，坐在此处，”李仲恺在图上又加了个圈，“则总人数几何？”
“十四！”“不对，是十五！加了一个！”
简单的加减，用实际问题引出，孩子们争相回答，气氛活跃。
郭永华发现，李仲恺很擅长用具体、贴近孩童生活的例子，来讲解抽象的数理概念，而且往往从“一共有多少”这类整体性问题切入，暗含了朴素的集合思想。
“很好。”李仲恺点点头，擦掉黑板，又画下新的图样——这次是几个简单的几何图形，方，圆，三角。“此为何物？”
“方块！”“圆饼！”“三角帽子！”
“此三物，可有不同？”李仲恺问。
“样子不同！”“圆的会滚，方的不动！”“三角的尖，扎手！”
孩子们七嘴八舌，用最直观的经验描述。
“然也。世间万物，各有其形。方圆曲直，各有其理。”李仲恺指着图形，“方者，四边平直，四角相当。圆者，一中同长。三角者，三边相接。此乃其‘性’。知其性，方能辨其类，明其用。造房需知方圆，制器需晓曲直。此亦学问。”
他将简单的几何形状与“物性”、“用途”联系起来，让蒙童们懵懂地感知到，形状并非随意，而是有规律可循，并与生活实用息息相关。
郭永华听着，心里对这位年轻夫子的评价又高了几分。
在1915年的乡村蒙馆，引入如此具象又暗含科学思维的教学内容，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和智慧。
李仲恺不仅在教知识，更在潜移默化地培养一种观察、分类、探究的思维习惯。
课程结束时，李仲恺布置了一个“课业”：“归家后，于院中、屋内，寻三种不同形状之物，明日来说说，它们为何是那般形状，可能有何用处。”
学童们觉得新鲜，纷纷应下。散学时，郭永华收拾书本，李仲恺走了过来。
“永华，”他声音平和，“昨日借你的《算法统宗》简本，可看了？”
那是李仲恺前几日私下借给郭永华的一本薄册子，是明代程大位《算法统宗》的简易启蒙版，讲珠算和简单数理。李仲恺借出时只说“若有兴趣可翻翻”，并未要求什么。
郭永华点头，从书袋里取出那本保存完好的册子，双手递还：“看了些。谢夫子。”
“可有所得？”李仲恺接过，随意翻到一页，指着上面一道关于“鸡兔同笼”的经典算题，“此题，可能解？”
郭永华看了一眼题目。这是中国古代着名的算术问题，用二元一次方程组可轻松解决，当然，古人用的是筹算和巧妙思路。
他略一沉吟，道：“可设所有头皆为鸡头，则脚数不足，所差之脚，乃兔之所多。每多一兔，换一鸡，则头数不变，脚数增二。故，所差脚数除以二，即兔数。头数减兔数，即鸡数。”
他没有用任何代数符号，完全用语言描述了解题思路，正是《算法统宗》里记载的“抬腿法”或“假设法”的精髓，表述却比书上更为简洁清晰。
李仲恺翻书的手顿住了。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面容稚嫩、眼神沉静的五岁孩童，一时间竟忘了言语。
这道题，他本是随口一问，甚至没指望郭永华能看懂题目——那册子上的文字对五岁蒙童来说可谓艰深。
借书给他，更多是出于一种对“可造之材”的爱惜和试探，想看看这孩子对“算”的直觉和兴趣。
可他不但看了，看懂了，还用如此清晰的逻辑，说出了解题的关键！
这不是记性好能解释的。这需要理解，需要抽象思维，需要逻辑推演能力！
祠堂里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童，包括郭永怀，都好奇地看过来。
他们听不懂郭永华在说什么“鸡兔脚数”，但能看出李夫子脸上那毫不掩饰的震惊。
“你……”李仲恺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有些发干，“你自己想出来的？”
郭永华心里微微一紧。刚才顺口回答，似乎表现得太“超常”了。
他立刻垂下眼帘，做出回想的样子：“学生是照着书上写的思路想的。书上说‘置头……足差……’，学生愚钝，想了许久才明白。”
他把功劳推给书本和“苦思”，显得合理些。
李仲恺却摇了摇头，看着郭永华的眼神，像在打量一块突然迸发出璀璨光华的璞玉，惊喜中带着难以置信：“书上只记其法，未详其理。你能由法及理，阐明关窍，这便不是‘愚钝’，是……”他顿了顿，似乎在想一个合适的词，最终缓缓吐出，“是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四个字，他说得很轻，但在寂静的祠堂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郭永怀猛地睁大眼睛，看着弟弟，嘴巴张成圆形。
其他学童也面面相觑，他们不懂算题，但“天赋异禀”这个词的分量，他们是懂的。
窗外的郭秉诚，今日来接孩子稍晚，恰好走到门口，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他脚步顿在门槛外，看着小儿子沉静的侧脸和李仲恺毫不掩饰的激赏神情，胸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流，混杂着骄傲、欣慰，还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从明日起，散学后留一刻钟。”
李仲恺已恢复平静，但眼神中的光彩未退，他对郭永华道，
“我有些粗浅的算学、格物问题，可与你说说。你兄长若愿意，亦可留下听听。”
这是正式的开小灶了。郭永华躬身：“谢夫子。”
郭永怀也连忙跟着行礼，脸上是压不住的兴奋——能多跟李夫子待一会儿，还能听弟弟被夸奖，他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