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下英明。”加藤不失时机地捧了一句，“您提前一个月就把指挥部移回连山关，咱们大队本部的勇士们，一点都没受这倒春寒的苦。”
“打仗靠的是脑子，不是去雪地里跟大自然拼命。”黑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通知山里的一中队，既然奉天下了令，就让他们把没用的破烂全烧了，赶紧从泥窝子里爬回来。晚了，就真得在山里喂狼了。”
黑田随口打发了撤军的命令，转身从榻榻米底下的暗格里，摸出一个厚厚的黑皮账本。
在他眼里，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伐”，抓不抓得到游击队根本不重要。大兵压境、封锁深山，这本身就是一场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
在1930年代的伪满洲国，关东军基层军官利用“剿匪”名义大肆敛财，早就是一条半公开的产业链。日本国内经济凋敝，军饷微薄，这帮被扔到白山黑水来卖命的军官，谁不想趁着手握重兵的机会，狠狠捞上一笔？
黑田翻开账本的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第一笔大进项。
那是这四个月来，他打着“切断抗日武装补给线”的幌子，强行推行“归屯并户”（制造集团部落）政策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按照关东军的战术，要把深山和浅山区散居的老百姓全赶到铁路沿线，统一圈禁在有铁丝网和炮楼的“集团部落”里。这原本是个断绝游击队粮源的狠毒招数，但在黑田这种老油条手里，直接变成了一门稳赚不赔的无本买卖。
“加藤，上个月从长岭子和夹心沟那十几个村子强行迁出来的人，安置得怎么样了？”黑田用手指点着账本上的数字。
“报告阁下，两千多口人全赶进连山关外围的集团部落了。给他们搭了些木板棚子，每天定量供应两顿掺了沙子的高粱面，饿不死。”加藤汇报得很麻木。
“我问的不是人，是货！”黑田瞪了他一眼。
“明白！”加藤赶紧翻开手里的记事本，“那十几个村子被搬空后，按照您的吩咐，村里留下的过冬余粮、没带走的猪牛羊，全部作为‘无主物资’予以没收。一共收缴苞米和高粱八万斤，生猪四百头。”
加藤凑近了一点，压低声音：“另外，那些村子的房子，全被伪军拆了。上好的红松木大梁和房柱，一共拉回来三百多车。木材和粮食，已经通过宪兵队的路子，转手卖给了大连来的日本商人。扣除给伪军和宪兵队的封口费，咱们大队的私账上，净落了三万块大洋的现洋，已经存进正金银行的秘密户头了。”
黑田满意地拍了拍账本。老百姓被拿着刺刀的士兵赶出家门，带不走的粮食和祖祖辈辈建起来的房子，就这么被日军洗劫一空，拆成木材卖钱。这是光明正大的抢劫，而且名义还是“防敌资敌的军事需要”，连奉天司令部的审查都能完美避开。
翻过账本的第二页，上面的名目更加血淋淋。
在东北这片地界上，最让人倾家荡产的不是土匪绑票，而是日本人给你扣上一顶“通匪”的帽子。
“前天抓回来的那个草河口镇的粮商，叫什么来着？”黑田端起酒杯，漫不经心地问。
“回阁下，叫周百万。草河口最大的地主和粮商。”
“他家里人懂规矩了吗？”
“懂了。”加藤冷笑了一声，“咱们的宪兵只在他家后院的柴火垛里，‘搜’出了一支锈迹斑斑的老套筒步枪。随便抽了一顿鞭子，那个老家伙就全招了，承认自己暗中资助山里的抗日分子。”
这种把戏，在日伪军的基层扫荡中早已司空见惯。想要谁的钱，就让伪军半夜翻墙进去扔一把破枪，第二天早上破门而入，直接按上一个“私通胡子”或者“暗通抗日军”的死罪。
一定要支扔支枪么？当然不扔也可以。直接抓起来严刑拷打就行了，严刑拷打之下还怕拿不到口供？
但皇军是要“脸”的。所以，还是扔支枪比较好，毕竟证据确凿，不是更好么！
这种罪名，一旦坐实，全家都要拉到宪兵队大院里枪毙，家产全部充公。
“周家交了多少‘赎金’？”黑田的眼睛亮了起来。
“周家的老太婆吓破了胆，连夜把家里藏在地窖里的金条全挖出来了。”加藤报出了一个数字，“整整五十根小黄鱼，外加五千块大洋，还有两间临街铺面的地契。老太婆跪在宪兵队门口，求皇军开恩，说是受了土匪的胁迫才交的粮食，恳请宽大处理。”
黑田拿着铁筷子的手顿了一下，随后发出一阵沉闷的笑声。
“很好。看在他们也是大日本帝国‘良民’的份上，给他出具一份‘受胁迫缴纳物资，现已深刻反省’的证明。把周百万放回去吧。”
黑田把那笔进项重重地记在账本上。五十根金条和五千大洋，这抵得上一个日本陆军少佐十年的军饷。而付出的成本，仅仅是一顿皮鞭和一张盖了萝卜章的白纸。
在讨伐期间，黑田利用手下的伪军和特务，把连山关周边方圆百里内，稍微有点家底的乡绅、商人、大地主，像梳头一样筛了一遍。硬气一点的，就直接拉到后山毙了，家产以“逆产”名义抄没；识相的，就乖乖破财免灾，交出家产买一条命。
这四个月，连山关外围的老百姓，被这套“通匪”的紧箍咒，生生榨干了骨头缝里的最后一滴血。
账本的第三部分，是那些从老林子里搜刮来的“野物”。
虽然大部队在山里没找到游击队，但长白山可是个天然的聚宝盆。
大冬天在山里熬着的，除了游击队，还有那些躲避战乱的采参客、老猎户和淘金的盲流。黑田手底下的伪军进山搜剿，游击队他们不敢惹，但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山民，那是比饿狼还要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