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以后，医院后堂没有散去。
昨夜撬窗留下的泥印还在，罗景南用木框罩住，没让人踩坏。病册柜的铜锁换成了两把，一把钥匙挂在沈梅腰间，另一把由老周封进小铁盒，盒口贴着骑缝纸。阿良端茶进来时，看见长桌上摆着三本册子：病册、胶园工资册、会馆担保册。三本都旧，边角起毛，却比昨夜那把薄刀更让人不安。
义学董事来了两位，胶园工头来了三位，本地公益会的何敬堂也被请来旁听。陈树棠最后到，裤脚还沾着胶园泥。他是老工头出身，识字不算多，却管过十几年工资和赊账，知道一个名字后头能牵出多少张嘴、多少间屋、多少条亲戚线。
沈梅先把昨夜记录读了一遍，只读事实：后窗撬痕、薄刀、铁丝、纸条、嫌疑人口供、病册柜未开。她没有说特别处，也没有说洋行，只把那张泡花的纸条放在桌上。
纸条上“病人册”三个字像一块脏布。
义学董事林先生皱眉：“若他们真拿走病册，学生家长也会被牵出来。”
胶园工头阿森说：“工资册更麻烦。谁在第几棚，领多少工钱，欠不欠米账，翻两页就知道。”
何敬堂咳了一声：“可若完全不交名单，英国人会说你们包庇山中。”
傅明修看他：“所以今天不是说不登记，是说不交完整名单。”
陈树棠一直没开口。他把三本册子一本一本翻过，翻到工资册时停住，指着一栏小字：“这里有工号，有棚号，有领薪手印。病册里有病种和住址，会馆担保册有亲属和介绍人。三本一合，就是一张网。”
沈梅点头：“昨夜他们冲病册来，未必知道工资册和担保册能接上。”
“他们迟早知道。”陈树棠说，“所以要拆。”
他说的拆，不是把纸撕开，而是把人的完整影子拆开。
医院只留病历编号、病种、年龄段、用药记录和必要联系点，不再在常用病册里写完整住址与介绍人；胶园工资册保留工号、棚号、领薪记录和工头签名，不写医院病历编号；会馆担保册保留担保人、亲属联系和紧急通知方式，不写病种，也不写工资。三边各设一套编号，明面上不能互相还原。若确需找人，由三方各派一人带编号到场核对，核对结果只在现场读，不另抄整表。
老周听得直皱眉：“那医生急着找病人怎么办？夜里发高烧，难道还等三方到齐？”
陈树棠指了指沈梅面前的小卡片：“急诊另设红卡。红卡只写病人临时号、所在新村或棚区、联络人暗号，不写真名。医生拿红卡找会馆值夜人，由值夜人带路。病好了，红卡收回，三日内归档。”
罗景南问：“暗号怎么定？”
“不用花样。”陈树棠说，“用米牌、棚号、义学学生号都行。外人拿到一张，只知道某棚某号，不知道是谁；自己人拿到，能找到门。”
傅明修把这些话一条条写下，标题定为《三册分管与紧急红卡办法》。他在末尾加了三句：任何机关索取完整人名，须出具书面命令；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合并三册；任何人因私怨、债务、政治压力要求查名，一律拒绝并登记。
何敬堂看着那三句，脸色有些难看：“一律拒绝，会不会太硬？”
沈梅反问：“昨夜那人拿到病册后，先敲谁家的门，会先问硬不硬吗？”
何敬堂不说话了。
中午前，三本旧册开始改写。医院护士用蓝笔给病历重新编号，旧姓名页封存入内柜；胶园工头把工资册里的住址栏裁成活页，改由棚号替代；会馆义工把担保册分成两册，一册留担保人姓名，一册留亲属联系，中间用号码衔接。每改一页，旁边都有人签时间。纸屑落在地上，像一小堆被剪碎的旧习惯。
阿良看得头大：“以后找一个人，要跑三处。”
罗景南在巡夜表上补新栏：“跑三处，比被人一把抄走强。”
沈梅当场试了一次。她从病册里抽出一个编号，只能看见“疟疾复诊、儿童、铁丝网新村第三片”；阿森从工资册查到对应棚号，却看不见病种；会馆义工再从担保分册找出联络人，才知道该通知谁来领药。三张纸合在一起，人才完整；拆开看，每张都像缺了一角的地图。傅明修让老周把试查时间也记入样表，写明耗时七分钟，可用于急诊。
下午，傅明修带着新办法去警署备案。他没有递三本册子，只递一页说明和匿名样表。收发窗口的本地警员看见他就有些头疼，还是照着三方见证格式签了收。英籍副督察翻看样表，问：“没有姓名，如何协助调查？”
傅明修答：“有书面命令，有具体案件，有法院或殖民地医务处授权，我们可以按单个编号核对。没有任何机关可以一次拿走完整名单。”
副督察冷笑：“你们把普通医务工作弄得很政治。”
“不是我们。”傅明修说，“是有人半夜来偷病册。”
副督察的眼神动了一下，却没接话。
当天傍晚，《海风》没有报道昨夜闯入，只刊出一条小消息：怡保华商医院、会馆、胶园代表共同通过医务资料保密与紧急联络办法，保障病人隐私并维持传染病统计。陆绍文特意把“病人隐私”四个字译成英文，寄给新加坡几家报馆。
他以为这样温和。
第二天早晨，新加坡一份英文报却刊出短评，标题刺眼：外来者的医院，谁给它权力？
文章说，华洋借医务救济之名介入马来亚地方事务，拒绝向合法当局提供完整名单，却要求警署签收、要求卫生署点验、要求本地华商配合，已超出普通慈善范围。文末还问：马来亚华人究竟需要医院，还是需要一个来自海上的影子政府？
陆绍文把报纸摊在医院后堂时，纸墨还潮。
沈梅看完，只说了一句：“他们急了。”
傅明修拿起铅笔，在旁边写下回击材料四项：救治人数、药品来源、警署签收、被卡药经过。
他说：“不骂。还是列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