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正要追问赵卫国更多的事，王婶忽然一拍额头，手掌拍在额骨上发出清脆的一声，把旁边打盹的老猫都惊醒了，猫竖起耳朵，黄绿色的瞳孔警惕地缩成一条缝，随即发现没有危险，又懒洋洋地趴了回去。王婶的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张着，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惊天大事，脸上的皱纹因为表情的剧烈变化而重新排列，组合出一种又惊又喜又懊恼的复杂模样。
你看我这记性！王婶拍着大腿，声音里带着一种急切的兴奋，状若在跟自己的记忆力较劲，赵卫国走之前，把一个木盒子寄放在我这儿，说要是哪天有人来给林矿长翻案，就让我把盒子给那个人。他说他命里要是保不住这个秘密，总得给后来人留个路。这一晃二十六年，我都快忘了这事儿了！前几天收拾柜子还看见来着，当时还想这是谁来着，一忙就又忘了！
林默一下子站了起来，椅子向后一滑，差点撞翻李老头脚边的烟灰缸。他的心跳骤然加速，血液涌上头顶，太阳穴突突地跳，像有只小鼓在敲，一下比一下急。但他强迫自己压住情绪，二十六年的等待不差这一分钟，不能因为激动而失去判断力。他长长地吸了口气，声音尽量保持平稳：真的？盒子在哪？
那还有假？王婶拍着大腿站起来，动作利索得不像六十多岁的人，菜篮子都忘了拿，走，我带你去拿。他家房子就在巷口拐角，我一直帮他锁着门，东西还在床底下放着呢。这么多年了，我每年冬天都去通通风、晒晒被子，怕潮坏了。赵卫国走的时候闺女才上小学，什么都不懂，这房子要是没人管，早塌了。
林默跟着王婶穿过两条巷子，巷子越走越窄，两旁的墙壁越来越旧，石灰剥落露出红砖，红砖上长着青苔，青苔在午后的阴影里泛着幽暗的绿光，好比一层时间的霉斑。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铁锈味，像是时间本身在这里发酵腐烂，变成了一种可以用鼻子闻到的物质。脚下偶尔踩到碎玻璃或瓦片，发出嘎吱的脆响，在寂静的巷子里格外刺耳，好似在提醒他：每一步都踩在碎裂的往事上。
拐过最后一个弯，一栋矮小的平房出现在巷子尽头。房子不大，红砖墙面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不堪，墙根长着一丛茂盛的狗尾草，毛茸茸的穗子在风中摇晃。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用塑料布蒙着，塑料布被太阳晒得发白发脆，边缘翘起来在风中拍打，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像一面破旧的旗帜在无人注视的角落坚持飘扬。门是一扇旧木门，上面的红漆早已褪尽，只留下灰褐色的木纹和一把锈迹斑斑的挂锁，锁孔里塞满了灰尘和蛛丝。
王婶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钥匙上拴着一根褪色的红绳，红绳是她当年系上去的，为了好认。锁芯锈死了，她拧了两下没拧开，手腕使不上劲。林默接过钥匙用力一转，锁芯发出一声干涩的，恍若一扇封了二十六年的门终于松了口。门推开的一瞬间，一股封存了多年的陈腐气息扑面而来，灰尘、霉味、旧报纸的油墨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樟脑丸气息，所有气味混在一起，大概在一首无声的挽歌，唱给这间空了二十六年的房子和它死去的主人。
窗户是从里面锁上的。林默试了试插销，纹丝不动。
赵刚站在门口环顾四周：那就是从门进来的。
或者是门没锁。
谁家半夜不锁门？
林默没说话，只是看了一眼玄关处那双整齐摆放的男式拖鞋。
屋里光线昏暗，窗户被厚重的窗帘遮着，王婶摸到灯绳拉了一下，一盏老旧的白炽灯泡亮了，发出昏黄的光，光线在墙壁上投下一片温暖的橘色。屋子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方桌、一个木头衣柜，就是全部家具，简朴得近乎寒酸。床上的被褥叠得整齐，二十六年没人睡过却保持着最后的体面，好浮着具穿好寿衣等待入殓的遗体。方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褪色的红字，字迹模糊但依稀可辨。墙上挂着一张赵卫国穿警服的照片，年轻的脸上棱角分明，目光炯炯有神，唇边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那种倔强不是年轻气盛的张扬，而是一种内在的、沉默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拗。
林默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这是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人，认死理、不回头、明知前面是悬崖也要往前走。他忽然理解了为什么父亲当年会跟一个社区民警走得近，不是因为他们是朋友，而是因为他们是同类。在这个人人自保、噤若寒蝉的小县城里，只有他们两个傻到要跟真相较劲。
在床底下。王婶蹲下来，伸手往床底摸去，手臂伸到最深处，摸索了一阵，拖出一个积满灰尘的木盒子。盒子不大，约一尺见方，木质普通，是那种街上随处可见的收纳盒，但上面缠了好几圈细铁丝，铁丝的接头拧了三道，显然是为了防止别人轻易打开。铁丝已经生锈，和木头的接触面留下了一道道锈痕，像旧伤疤。
林默接过盒子，盒子比想象中沉，里面的东西不多，但分量不轻。他用王婶递过来的钳子剪断铁丝，铁丝断裂时发出一声脆响，像琴弦崩断。掀开盖子的一刻，一股樟脑和旧纸的混合气息升起来，冲进鼻腔。里面用塑料袋裹着几样东西：一本黑色封皮的工作笔记本，封面已经磨损发毛，边角翘起；一枚铜质警徽，比林默口袋里那枚小一号，背面刻着编号；还有一张折叠的纸条，纸条发黄发脆，边角有虫蛀的痕迹，蛀孔有种排细小的省略号。
林默先拿起笔记本翻开，扉页上用钢笔写着赵卫国 工作笔记 2001年，字迹工整有力，一看就是个做事认真的人，连扉页都写得一丝不苟。快速往后翻，前面大半本是日常工作记录，调解纠纷、走访登记、巡逻日志，事无巨细，连谁家的狗咬了谁都记了下来。翻到最后十几页，字迹忽然变得潦草密集，行距压缩，恰如在短时间内记下了大量信息，来不及好好写。
最后一页写着一段话，墨水颜色比前面深，好像换了笔或者换了心情，字迹也比前面沉重：已确认尸体股骨长度与林矿长不符，差距约三公分。尸检报告被调换。向所长反映，被驳回并警告不得再提。我已将原始测量数据记录在此。如我不在了，请以此为准。林矿长是冤枉的。
林默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和悲愤交织的情绪，像两股滚烫的水流在心口碰撞。他合上笔记本，目光落在那枚铜警徽上，赵卫国的警徽，和父亲的一样，是老式铜质，沉甸甸的，握在手心里有一种冰凉的踏实感，状若一个死去的人从二十六年前伸过来的手，握住了他。
他把笔记本、警徽和纸条全部收好，转头对王婶深深鞠了一躬，腰弯到九十度，停了三秒才直起来。王婶的眼泪流了下来，她用衣袖擦了擦，声音哽咽：默子，你爸是好人，赵卫国也是好人。你替他们把公道讨回来。
林默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有些承诺不需要声音，一个点头就够了。他走出赵卫国的小屋，午后的阳光刺得他眯起眼睛，巷子里的风送来远处广场舞的音乐声，隐约而欢快，和此刻他胸中翻涌的沉重形成了荒诞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