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那幅作品，星遥绣了十五天。
十五天里，她几乎把自己钉在了绣架前。每天早上八点到绣坊，晚上十点才离开，中间除了吃饭和必要的接待，其余时间全都扑在那幅作品上。陆知意看在眼里，有一次忍不住说：“星遥老师，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星遥头也没抬：“吃不消也得吃。时间不等人。”
陆知意还想说什么，但看到星遥专注的侧脸，又把话咽了回去。她默默地给星遥的茶杯续上热水，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练习套针。
她心里明白，星遥不是在拼命，而是心里有一团火。那团火烧着她，让她停不下来。
第十五天的黄昏，星遥终于落下了最后一针。
她剪断丝线，将针插回针包，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她保持那个姿势坐了将近五分钟，一动不动。陆知意以为她睡着了，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给她披一件外套，刚走近，星遥就睁开了眼睛。
“我没睡。”她说，“就是在脑子里把整幅作品过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
她站起来，走到绣架前，低头看着完成了的作品。
瘦西湖的一段水面，占据了画面的大半部分。水面上薄雾氤氲，对岸的柳树和亭子在雾中若隐若现，色调以灰绿和淡赭为主，整体呈现出一种清冷而朦胧的质感。但在画面的左下角，她绣了一枝斜伸入画面的枯枝，枝头上停着一只小小的翠鸟——那是整幅作品中唯一一处饱和度较高的颜色，像是灰白色梦境中忽然闯入的一点清醒。
她给这幅作品取名为《扬州慢》。
“慢”字有两层含义：一是扬州这座城市特有的从容节奏，二是她在这幅作品上花费的时间和心血——十五天，对于一幅60乘80厘米的作品来说，已经算是相当快的速度了，但她仍然觉得不够快。后面还有六座城市在等着她。
她拍下照片，发给了苏晚棠，附了一句话：“扬州完成了。你的进度怎么样？”
过了一会儿，苏晚棠回复了一张照片——她负责的无锡段也已经接近尾声，画面中是鼋头渚的一段湖岸线，秋水共长天一色，几只水鸟在低空盘旋。星遥放大照片看了看，针脚细密，配色考究，水准一如既往地稳定。
“快了，再有两天就能收尾。”苏晚棠的文字紧随其后，“你那边进度如何？别把自己累垮了。”
“还好。”星遥回复道，“心里有数。”
她没有说的是，她的右肩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连续半个月的高强度刺绣，每天保持同一个姿势超过十个小时，身体的抗疫是迟早的事。但她不想停下来——停下来就意味着进度落后，进度落后就意味着可能赶不上博览会的截止日期。
她贴了一片膏药在肩膀上，继续绣下一幅。
第三幅，她选择了北京。
作为运河的北端点，北京在整个系列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她思考了很久，最终决定不绣那些标志性的皇家园林和宫殿建筑，而是选择一个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场景——什刹海的冰面。
冬天的北京，什刹海上结了厚厚的冰，人们在冰面上滑冰、嬉戏，岸边的老柳树上挂满了冰凌，远处的鼓楼在冬日的夕阳中投下长长的影子。她想表现的是北京这座城市在严寒冬日中依然蓬勃的生命力，以及那种北方特有的、粗粝而温暖的人情味。
这幅作品的难度在于冰面的表现。冰不是水，不是雪，它有自己独特的质感和光泽——坚硬、透明、反射着天空的颜色和岸边的景物。她试验了三种不同的针法组合，拆了绣、绣了拆，反复了四五次，才终于找到了一种勉强满意的表现方式。
就在她埋头绣北京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了。
那天下午，林暖暖接了一个电话，挂了之后，表情有些古怪地走到星遥身边：“星遥姐，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星遥手上的针线没停。
“刚才有个电视台的人打电话来，说是央视的一个纪录片栏目，想做一期关于非遗传承人的节目。他们说在网上看到了你在北京展演的视频，想采访你。”
星遥的手终于停了下来。她抬起头，看着林暖暖：“央视？”
“对，央视。”林暖暖强调了一遍，“纪录频道。”
星遥沉默了几秒钟。央视的纪录片——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曝光机会。但她现在最缺的不是曝光，是时间。
“他们有说拍摄周期吗？”她问。
“没说太细，只说想来苏州实地拍摄，大概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两到三天。星遥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两到三天，意味着她至少要停工三天来配合拍摄。对于现在的她来说，三天的时间太奢侈了。
“帮我回复他们，说我非常感谢他们的邀请，但目前正在筹备一个重要的展览，时间非常紧张，能不能等展览结束之后再沟通拍摄的事？”
林暖暖点了点头，去回复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他们说可以理解，但希望尽量能在春节前完成前期拍摄，因为节目计划在明年春天播出。他们说过段时间再联系您，看您的时间安排。”
“好，到时候再说。”星遥重新低下头，继续绣她的什刹海冰面。
林暖暖看着她，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有多说，转身去忙自己的事了。
晚上回到绣心居，星遥洗完澡躺在床上，脑子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央视的纪录片——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如果能在国家级媒体上展示苏绣的魅力，对于运河绣坊、对于她正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但问题是，她现在确实分身乏术。
她翻了个身，拿起手机，给沈砚发了一条消息：“今天央视的人联系我了，想拍纪录片。”
沈砚的电话几乎是立刻就打了过来。星遥接起来，听到他的声音：“你怎么说的？”
“我说等博览会结束之后再沟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沈砚说：“你疯了？”
星遥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答应他们。”沈砚的语气难得的有些急切，“央视纪录频道的纪录片，你知道有多少人挤破头都想上吗？你倒好，把人往外推。”
“可是我确实没时间……”星遥试图解释。
“星遥，你听我说。”沈砚打断了她，语气放缓了一些，但依然认真，“我知道你现在很忙，博览会很重要。但你有没有想过，博览会只有短短几天，能看到的观众最多也就几千人。而一部央视的纪录片，受众是几千万甚至上亿。这是一个让更多人了解苏绣、了解你和运河绣坊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星遥沉默了。她知道沈砚说得对。她只是太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忽略了更长远的东西。
“那我明天给他们回个电话，说可以协调时间？”她说。
“不仅要协调时间。”沈砚说，“你要主动配合他们，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拍摄的时候把你最好的状态拿出来，让他们拍到最精彩的内容。”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公关了？”星遥忍不住问。
“我一直都会。”沈砚说，“只是平时懒得用。”
星遥被他这句话逗笑了，心中的纠结也消散了大半。她靠在枕头上，望着天花板：“行，听你的。明天我联系他们。”
“这才对。”沈砚说，“早点睡，别熬夜了。”
“你也是。”
挂了电话，星遥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掉了灯。黑暗中，她睁着眼睛，想着纪录片的事，想着博览会的事，想着那幅还没完成的什刹海冰面，想着墙上的名单上那十七个女人的名字。
很多事情挤在一起，像是一团乱麻。但她并不觉得焦虑——因为她知道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每一件事，都是她选择的，都是她想做的。
这就够了。
第二天一早，星遥给央视的编导回了电话，表达了愿意配合拍摄的意愿，并协商了初步的拍摄时间——定在十二月中下旬，跨一个周末，尽量减少对她日常工作的影响。
编导叫赵琳，声音很年轻，说话干脆利落：“星遥老师，太好了！我们这边会尽快把拍摄方案发给您，您看看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希望能拍到您日常工作的状态，包括您创作的过程、和学徒的互动、还有您生活的环境。越自然越好，不用刻意准备。”
“好的，我等您的方案。”
挂了电话，星遥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既然决定了要做，那就全力以赴地做好。
接下来的几天，她的生活进入了一种高度规律的状态。每天早上到绣坊之后，先处理店里的日常事务，然后集中精力绣北京那幅作品。下午抽出一个小时指导陆知意，傍晚继续绣，直到林暖暖催她下班。
赵琳发来的拍摄方案她看了一遍，做了一些小的调整，很快就确认了。拍摄团队一共四个人——导演赵琳、摄影师老周、助理小陈、还有一位负责收音的小王。他们计划在苏州待三天，前两天在绣坊和绣心居拍摄，第三天去平江路和运河边拍一些外景。
拍摄前的那天晚上，星遥把绣坊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把工具和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条，又把墙上挂着的作品重新调整了一下位置，确保每一幅都在最佳的观赏角度。林暖暖看着她忙前忙后，笑着说：“星遥姐，你这是要大扫除过年啊？”
“明天人家要来拍，总不能让人家拍到一团乱吧。”星遥说。
“放心吧，咱们绣坊平时就很整洁，拍出来肯定好看。”
星遥笑了笑，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她心里其实有些紧张——面对镜头和面对观众是不一样的。观众是面对面的交流，你能看到他们的反应，知道他们喜不喜欢。而镜头是冰冷的，你不知道它在记录什么，也不知道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但她告诉自己：没关系，做自己就好。她只是一个绣花的，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够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赵琳带着拍摄团队准时出现在了运河绣坊门口。
赵琳比星遥想象中还要年轻，看起来不到三十岁，扎着一个利落的马尾辫，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冲锋衣，背着一个大摄影包。她一进门就热情地和星遥握手：“星遥老师，终于见到您了！我们在网上看了您在北京展演的视频，大家都觉得特别震撼，所以一定要来做这期节目。”
“赵导客气了，我就是个绣花的，没什么特别的。”星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您可太谦虚了。”赵琳笑着说，“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最特别的。”
简单的寒暄之后，拍摄就开始了。赵琳的拍摄风格和星遥想象中不太一样——她没有让星遥刻意摆拍，也没有要求她重复某些动作，而是让她完全按照平时的节奏工作，摄制组在旁边安静地记录。
一开始，星遥还有些不自在，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自己，落针的时候手都有些僵。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她就渐渐忘记了镜头的存在，沉浸到了自己的工作中。
她正在绣什刹海冰面上的一道裂纹。那道裂纹需要用极细的白色丝线，在深灰色的底色上绣出一条蜿蜒曲折的线条，表现出冰面开裂的质感。她屏住呼吸，一针一针地绣着，针尖在绢布上几乎看不出移动，只有丝线在一点点地延伸。
摄影师老周扛着摄像机，在她身边慢慢地移动着，寻找最佳的角度。赵琳站在不远处，安静地看着星遥工作的样子，眼中露出一种欣赏的神色。
上午的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中午休息的时候，赵琳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和星遥聊天：“星遥老师，我看您绣了一天，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每一针都很精准，每一针都有它的目的。这种效率，是练了多少年才能达到的？”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了，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吧。”星遥说，“但其实真正系统地练习和创作，也就是这几年的事。以前更多的是喜欢，但没有找到方向。”
“那是什么让您找到了方向？”
星遥想了想，说：“可能是我师伯吧。她叫冯秀芝，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绣娘，但她的一生很坎坷，晚年过得并不好。她去世后，留下了一本《绣谱》，我花了很长时间把它整理出版了。在整理那本《绣谱》的过程中，我忽然明白了——我做的事情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是在替很多没能被记住的人，继续做她们没做完的事。”
赵琳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等星遥说完，她点了点头：“这个角度特别好。如果可以的话，下午我们想拍一段您讲述师伯故事的镜头，可以吗？”
“可以的。”
下午的拍摄，星遥坐在绣坊的茶台前，对着镜头讲述了冯秀芝的故事。她讲得很平静，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如实叙述。但讲到冯秀芝晚年一个人在台北的小公寓里，守着那本《绣谱》度日的时候，她的声音还是微微颤抖了一下。
她没有哭，但赵琳的眼眶红了。
拍摄结束后，赵琳放下话筒，用力地眨了眨眼睛，然后对星遥说：“星遥老师，这段素材，我会剪到正片里去。因为它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第二天的拍摄安排在绣心居。赵琳说要拍一些星遥日常生活的画面——她早起洗漱、在院子里浇花、和母亲一起吃早饭的场景。星遥一开始觉得这些琐碎的日常没什么好拍的，但赵琳坚持说：“这些才是最动人的部分。观众想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非遗传承人’的形象。”
于是星遥就让她拍了。
早晨六点半，星遥起床，穿着睡衣去卫生间洗脸。顾安安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灶台上煮着粥，蒸笼里热着包子。星遥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到厨房帮顾安安端碗摆筷。母女俩坐在餐桌前，一边喝粥一边聊着家常——无非是今天天气怎么样、绣坊的生意好不好、晚上想吃什么之类的话题。
摄影师老周把这些画面一帧一帧地记录下来。镜头中的星遥，褪去了“非遗传承人”的光环，只是一个普通的苏州女儿，在冬日的清晨，和母亲一起吃着最简单的早饭。
第三天的外景拍摄，地点选在了运河边。
那天天气很好，冬日的阳光温暖而明亮，洒在运河的水面上，泛着一层碎金般的光泽。星遥沿着河边走了一段，在枫桥边停下来。她扶着栏杆，看着桥下缓缓流过的河水，沉默了很久。
赵琳没有打扰她，只是让老周远远地拍着。
过了好一会儿，星遥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小时候就在运河边长大，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用针线去绣这条河。我总觉得，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的。你不到那个年纪，不到那个心境，你就理解不了某些东西。就像这条河，我看了它三十年，但直到今年，我才真正看清了它。”
她转过头，看着镜头，笑了一下：“可能这就是手艺人的宿命吧。你得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理解一根针、一条线、一条河。”
赵琳放下手中的脚本，鼓起掌来。
三天的拍摄结束后，赵琳握着星遥的手，认真地说：“星遥老师，这期节目我会尽全力做好。等播出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谢谢赵导。”星遥说，“也谢谢你们，愿意花时间来记录这些。”
“是我们该谢谢您。”赵琳说，“愿意让我们记录。”
送走摄制组之后，星遥回到绣坊，在工作台前坐下来。桌上摊着那幅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什刹海冰面，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她拿起针线，继续绣那道冰面上的裂纹。
绣坊里很安静，只有针尖穿过绢布时发出的细微声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块明亮的四边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移动着，移动着，最终消失在了墙角。
窗外，运河的水还在流。而她手中的针，也还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