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你这是污蔑！是血口喷人！”
马库斯大声为自己辩解，却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杨帆没有接话。
只是平静的看着马库斯。
像是在看一个输光了筹码，还赖在牌桌上不肯走的赌徒。
场中私语声四起。
马库斯的脸涨得通红。
三十二岁的年轻政客，未来一片光明。
却在今天尝到了败绩，尝到了被反将一军的滋味。
更要命的是，在公开场合、当着全球直播的面，被贴上了种族歧视的标签。
这比杀了他都要难受！
马库斯胸膛剧烈起伏，刚才那轮“殖民指控”耗尽了他的弹药。
现在他像个打完子弹的枪手，握着空枪站在那儿，无力再发起新一轮的冲锋。
主席麦克马洪敲响了法槌、
咚。
一声脆响。
“马库斯议员，你的质询时间已超出规定时限，请归位。”
马库斯咬了咬牙，最终像被抽掉了脊梁骨，缓缓坐回原位。
此刻旁听席上，波德斯塔的眉头皱成了一个死结。
二楼回廊，白宫幕僚长凯伦·张对着议员席使了一个眼色。
那个眼色，像一片落叶飘进湖面——
但湖面下，有人接住了。
“主席先生。”
一道声音从质询席第三排响起。
众人目光聚焦。
开口的人约莫五十，灰白短发。
银边眼镜后的眼睛半眯着，像一位正在实验室里，观察培养皿的资深研究员。
戴维·哈奇森。
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博士。
进国会前在Ibm干了八年架构师，共和党科技政策小组的技术大脑。
众议院技术与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国会山出了名的“技术狙击手”。
眼下马库斯哑了，彼得森蔫了，道森和卡特赖特败了——
该他上场了。
“我申请传唤一位证人出庭作证，这位证人，能解释刚才杨先生提到的‘用户满意度98%’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
麦克马洪点了点头：“同意。”
在法警去带证人的间隙，哈奇森拿起一叠文件。
他站起来，走到质询席，从中抽取一份文件放在桌上，然后面向杨帆。
“杨先生，刚才你说Facebook的用户满意度高达98%。”
“是。”杨帆点头。
“ttalk是92%。”
“是。”
“而谷歌只有58%，雅虎51%，mSN 44%。”哈奇森推了下眼镜，“相差悬殊，为什么？”
杨帆：“因为用户体验更好。”
“不。”哈奇森摇头，纠正道，“因为你设计了成瘾机制，而谷歌、雅虎、mSN没有。”
他从中抽出一份三页文件，翻开第一页。
“这是斯坦福大学bJ·福格教授的行为设计模型。核心理论：行为=动机+能力+触发器，你的产品把这套模型用到了极致。”
他念道：
“动机——你用社交认同（点赞、评论、分享）、不确定性奖赏（下拉刷新随机内容）、归属感（好友动态）来刺激多巴胺分泌。”
“能力——你把使用门槛降到最低，三岁小孩都能滑，八十岁老人都能点。”
“触发器——你用小红点、推送通知、无限下滑，制造不间断的刺激循环。”
他抬眼，笑了笑。
“这不是用户体验更好，这是行为成瘾设计。你的平台把四亿用户，变成了四亿只斯金纳箱里的老鼠。”
“按杠杆，得食物；按得越勤，食物越随机，越上瘾。”
他放下第一页，翻到第二页。
“这是尼尔·埃亚尔的钩子模型：触发→行动→多变的酬赏→投入。”
“你的产品完美复现了这个模型，用户被‘小红点’（触发）勾进来，点赞或评论（行动），得到随机数量的点赞回复（多变的酬赏），然后花时间经营主页（投入），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
他放下第二页，翻到最后一页。
“这是崔斯坦·哈里斯的注意力经济论文。他说，科技公司不是在和对手竞争，而是在和用户的睡眠、亲情、健康竞争。”
“你的产品日均使用96分钟，意味着每个用户每天少睡96分钟，少陪家人96分钟，少运动96分钟——而这些时间，变成了你的广告收入。”
他放下手里文件。
“杨先生，你刚才说连接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我同意，但你做的不是连接，是绑架——用行为心理学最阴暗的模型，绑架了四亿人的时间、注意力、心理健康，然后把这叫做‘用户满意度98%’。”
接着，他给了一个更具象的描述。
“这就像给瘾君子注射海洛因，然后问他‘你满意吗？’他说‘满意’。”
‘然后你拿着这个‘满意度’去国会说：‘看，我的产品很棒。’这不道德，杨先生。”
一番抽丝剥茧，让全场惊愕得掉了一地眼睛。
这是国会听证会，还是神仙打架？
别说走神了，但凡错过一句话，就跟不上节奏了！
同样是说话，为什么他们说出来步步杀机，而普通人说的全是废话！
哈奇森没说脏话，没拍桌子，没扣“殖民”这种大帽子。
他用论文，用模型，用学术界公认的理论，用杨帆自己承认的“96分钟”，推导出一个结论：
你是毒贩。
你给四亿人注射数字海洛因，你还得意洋洋。
面对这样的对手，杨帆别说答错一句话，但凡说错一个字，都可能会被抓住，迎来一场疾风暴雨的进攻。
杨帆深吸了一口气。
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六个小时.
他也等来了一个能在棋盘上对弈的对手。
“哈奇森议员，你引用的福格模型，是2002年2月才发表的论文。”
哈奇森：“是。”
“Facebook的开发时间是2001年9月，ttalk上线是2001年11月。”杨帆说，“你的意思是，我在产品上线之前，就未卜先知地读到了半年后才发表的论文，然后按照论文设计产品？”
哈奇森并没有被杨帆绕进去。
“行为设计不是2002年才有的概念。”他很快接上，“斯金纳箱是1930年的，操作性条件反射是——”
“但福格模型是。”杨帆截断他，“你不能用一个事后总结的理论，去倒推一个事前存在的产品，说‘你是按这个设计的’。”
“那钩子模型呢？注意力经济呢？”哈奇森情绪没有任何波动，“这些都是公开讨论多年的——”
“哈奇森议员。”杨帆打断他，语气依然礼貌，“你刚才说，我把用户变成斯金纳箱里的老鼠。”
“是。”
“那我问你，电视的遥控器，是不是斯金纳箱的杠杆？”
哈奇森一怔。
“你按遥控器，换台，看到随机内容，得到多变的酬赏，然后继续按。”
“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看电视4小时，比Facebook的96分钟多一倍还多。”
杨帆看着他，“按照你的理论，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不是‘触发器’？超市的‘限时特价’是不是‘多变的酬赏’？赌场的老虎机是不是‘行为成瘾设计’的鼻祖？”
“这些东西存在了几十年、上百年，你不批判。轮到Facebook，你搬出一堆论文，说我是毒贩。这不叫学术，说到底还是双重标准。”
哈奇森闭口不言。
这一沉默不要紧，二楼旁听席不少人的心揪了起来。
哈奇森可是共和党的王牌之一，如果连他也败下阵来，接下来还怎么打?
好在，哈奇森并不是认输——
他只是在计算，计算下一句话该往哪打.
计算杨帆的防御逻辑，计算全场听众的接受度。
三秒后，他开口了。
“杨先生，电视是单向的，超市是自愿的，赌场是成年人的选择。可你的产品，未成年人在用。”
他又从桌上的文件夹里取出一页数据。
“根据你自己发布的用户年龄分布，13至17岁的青少年占Facebook北美用户的31%。
而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数据，上半年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上升了18%，校园暴力事件上升了19%，饮食失调就诊率上升了27%。”
“这些，和你的‘无限下滑、自动播放、社交对比焦虑’有没有因果关系？”
“学术界没有定论。”杨帆当然否认。
“但有相关性。”哈奇森紧逼，“而你作为平台的设计者，难道没有预警责任？在产品设计时，不需要考虑对青少年心理的潜在伤害吗？”
“有。”杨帆答得干脆。
“我们有‘青少年保护模式’,13至17岁用户默认开启，每日使用时长超过两小时，系统会弹窗提醒。”
“夜间10点后连续使用超过30分钟，系统会强制休息15分钟。这些功能在用户协议第4.3条有明确说明。”
“Facebook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主动上线防沉迷青少年保护机制的平台。”
“而你刚才引用的‘青少年抑郁症上升’数据，是全美数据，不是‘Facebook用户数据’，你不能把全社会的病归咎于一个工具。”
“又要重复工具无罪那一套吗？”哈奇森轻笑了一声。
“当然，工具无罪，用工具的人有责。”杨帆看着他。
“枪不杀人，人杀人；车不撞人，人撞人。互联网不让人抑郁，是人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内容可能让人抑郁。”
“而内容，是用户生成的，不是Facebook生成的。”
“但你的算法推荐了那些内容。”哈奇森说。
“算法推荐的依据是用户行为。”杨帆解释道。
“如果一个用户每天搜索‘如何自杀’，算法会推荐心理援助热线；如果一个用户每天看美食视频，算法会推荐更多美食。”
“这是用户的选择，他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无法干预。”
“所以你承认，你的算法会重复放大某些观点和内容？”哈奇森抓住话柄。
“我不否认算法会放大高互动内容。”杨帆纠正，“这是人性选择，不是代码。”
“但代码可以选择不放大。”哈奇森说。
“可以。”杨帆点头，“那请问，谁来决定‘什么该放大，什么不该放大’？”
“你还是我？FbI？国会？还是由现场的议员投票决定，今天我们该给美国人看什么？”
哈奇森不说话了。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或者说，有答案，但那答案不能说出来。
说出来了，就是“政府操控舆论”。
而就在这时，法警将传唤的证人带进了会厅。
斯坦利·米勒。
原Facebook高级安全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