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是汉高祖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后，还都长安途中，路过沛县时留下的诗篇。那一年是公元前196年，刘邦已经六十二岁了。他设宴款待家乡父老，酒酣之际，击筑而歌，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短短三句，平定天下，荣归故里，可心中仍有忧患——这万里江山，还需忠勇之士、家乡父老共守，方能心安。
我小时候读这首《大风歌》，只觉得气势雄浑，却不懂其中的苍凉。后来年岁渐长，走了一些地方，读了一些史书，才渐渐咂摸出那三句诗里沉甸甸的意味——那不是凯歌，是一个老人站在生命终点回首时的叹息。
刘邦其人，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赞他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主，有人说他不过是“好酒及色”的布衣无赖。他的出身太低了，低到在两千多年的帝王谱系里显得格格不入。一个沛县泗水亭长，一个以“无所不取”闻名的市井人物，如何就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这中间的落差太大，大到让后人很难用一个公允的标准去衡量他。
击筑高歌，意气慷慨，一曲《大风歌》，自此响彻山河千载。古往今来，对这三句诗的解读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曾有一年，沛县举办刘邦文化艺术节，邀来一位前朝发言人赴会。不知是席间酒酣，还是语出惊人，他当众直言：刘邦本无多少文墨，不过一介布衣痞气之人；更称《大风歌》不过是酒醉胡言，诗词哪有只作三句的体例。一番话，令在场主宾颇为尴尬。后来虽有不少人撰文反驳，终究不了了之。而《大风歌》，依旧是《大风歌》，历经岁月，流传不息。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正在北方的一座小城里教书。那天晚上，我翻出《汉书·高帝纪》又读了一遍，看着那三句诗，忽然觉得，那位发言人的话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三句诗，确实不合任何诗词格律。可正是这三句，比后世多少工整华丽的辞赋都更动人。有些东西，不是用规矩可以衡量的。就像刘邦这个人，也不是用“好”或“坏”可以概括的。
他身上的矛盾太多了。他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父亲刘太公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哥哥刘伯早死，二哥刘仲勤恳种地，唯独他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被父亲骂作“无赖”。可就是这个“无赖”，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天子。他好酒，常去王媪、武负的店里赊酒喝，喝醉了就躺倒睡觉。武负曾见他身上隐隐有龙形，觉得奇异，便免了他的酒债。这当然是后世的神化，但那份不羁与散漫，大约是真的。
后来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也拉起了队伍。他带着沛县的三千子弟，一路西进，先入咸阳，后与项羽争天下。这三千沛县子弟，便是他最早的家底，也是他后来做皇帝之后始终放不下的牵挂。他在荥阳被项羽围困的时候，派人回沛县征兵。消息传回，沛县父老二话不说，组织子弟奔赴前线。这份情谊，刘邦记了一辈子。
项羽是贵族，是名将之后，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却败在了刘邦手里。为什么？史家说刘邦善用人，能纳谏。萧何、张良、韩信，哪一个不是当时顶尖的人物，却都愿意跟他干。他这个人，身上有一股让人愿意追随的东西。至于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那种大大咧咧、不计前嫌的豪爽气，也许是那种能屈能伸、该低头就低头的务实劲儿，又或者仅仅是因为他比项羽更懂得：打天下不是一个人的事。
可当天下真的打下来了，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人，也一个个走了。韩信被吕后处死在长乐宫钟室，临死前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彭越被剁成肉酱，英布被逼反，卢绾逃亡匈奴——那个和他同一天出生、一起长大、情同手足的卢绾，最后也走了。刘邦坐在龙椅上，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去，心里该是什么滋味？
我时常想，他回沛县那一次，站在故乡的风里击筑而歌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些人。那些跟他一起放牛、偷鸡、喝醉酒躺在树荫下的少年，那些跟他一起出生入死、在战场上替他挡过箭的兄弟，那些在荥阳城下跟他一起挨饿、一起咬牙挺过来的老将——他们都在哪里？韩信不在了，彭越不在了，英布反了，卢绾跑了。只有他一个人，穿着龙袍，站在故乡的土地上。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是在问天，也是在问自己：这天下，还能靠谁来守？
其实他终究是幸运的。至少他还能回去，还能在沛县的老屋里住几天，还能和那些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喝一杯酒。他喝了，喝得痛快，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唱歌，然后哭。史书上记着，他“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一个皇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哭，哭得毫无顾忌，哭得像个孩子。
那场宴席结束后，他大概就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他在沛县住了十几天，临行前沛县父老恳请他再多住几日，他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我带的人太多，怕乡亲们供应不起。这话说得客气，却也透着一股真诚。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赊酒喝的刘邦了，他是皇帝，他的排场会让家乡的父老承受不起。他走的时候，沛县万人空巷，都在路边送他。他登车挥别，一去不返。
据说他自沛县归长安，未及半载便溘然长逝。从前他的大将军韩信，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从铜镜里看着他慢慢走近的背影。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而沛县那场大风，吹起了他的衣袍，也吹散了他最后的心事。
刘邦定都关中后，仿家乡风貌营建新丰故城，一草一木、一街一巷，皆摹故乡旧貌，其思乡之情，深切如此。他不仅把沛县的父老迁了一部分到新丰，还特意把故乡的鸡鸭犬羊也带了过去。据说那些禽畜到了新丰，竟都能认得自己的圈舍——这当然有附会的成分，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他太想家了。纵使身居九重、坐拥天下，帝王心中最牵念的，依旧是沛县的故土山河，是当年起兵发迹的烟火人间。
后来的人说刘邦薄情，说他杀了太多功臣。可他们不知道，他回沛县那一次，哭得有多伤心。那不是愧疚的哭，不是后悔的哭，是一种更深更沉的东西——他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那些和他一起在芒砀山打游击的兄弟，那些在丰西泽里和他一起聚啸的豪杰，那些在沛县县衙里和他一起喝酒的故人，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权力的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刘邦到底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汉朝。他留下的，是一个从底层崛起、从平民中走出的王朝的基因。从他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贵族”能独掌天下的规矩了。一个亭长可以做皇帝，一个农民可以做宰相，一个屠夫可以做将军。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念，刘邦的一生，就是最好的注脚。
我后来从沛县回来，一路都在想一个问题。刘邦这个人，究竟算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好酒，无赖，粗鄙，却又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他杀功臣，却又善待乡里。他在朝堂上一言九鼎，在故乡的酒席上痛哭流涕。这些矛盾，在一个人身上并存，而且都是真的。
也许这就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他不会假装自己是谁。他就是一个从沛县走出来的人，一个一辈子乡音未改、口味未变、见到故乡的人就忍不住要喝醉的普通人。只不过这个普通人，恰好做了皇帝。
春风又度，大风如昨。那一年，他击筑而歌，身后站着的一百二十个沛县少年，把《大风歌》唱了一遍又一遍。那些少年后来也都老了，死了，连他们的孙子也死了。可那首歌，一直唱到了现在。
两千多年过去了，大风年年都起，云飞扬飞扬。沛县还在，泗水还在，汉高祖的陵墓在咸阳塬上，四面是空旷的田野。每年春天，野花开得无边无际，像是大地自己写的一首诗，比任何帝王留下的文字都更长久。而那三句《大风歌》，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不是因为它的格律工整，而是因为一个老人在故乡的秋风里，掏心掏肺地哭了一回。那份真，比什么都结实。它提醒着每一个离乡的人：无论走多远，家乡的风，家乡的云，家乡的酒和眼泪，都是最终绕不过去的。刘邦绕不过，我们也是。
后来我也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在异乡的城市里住下来。每年春天，我总会在某个起风的傍晚，想起那首《大风歌》。心里便有什么东西，也跟着飞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