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的河南，旱蝗交加，地里的庄稼枯得像一把把干草，风一吹就碎成粉末。彰德府乡下的王二柱，蹲在自家空荡荡的粮囤前，双手攥着拳头，指节泛白。三天前，县衙的催粮官带着五个衙役闯进家门，把最后半袋麦种和仅存的一只老母鸡搜走，临走时还踹翻了他家的土灶台，撂下狠话：“辽饷是朝廷的命根子，交不上就拿人抵！”
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三岁的儿子饿了整整一天，媳妇抱着孩子抹眼泪，眼眶红肿得像核桃。王二柱摸了摸腰间磨得发亮的砍柴刀，牙齿咬得咯咯响——与其等着饿死、被官府抓去打死，不如拼一条活路。当晚，他揣着半块干硬的窝头，跟着同村十几个走投无路的汉子，找到了附近一支义军队伍。那支队伍的旗帜上，绣着两个大字：闯王。
彼时的明末义军，还处在“十三家七十二营”的混乱局面里。所谓“营”，说白了就是抱团取暖的农民团伙，每个营有自己的头目，有的占着一座山头，有的抢着一片乡镇，今天合伙打县城，明天就因为分赃不均打起来，时分时合，乱得像一锅粥。这些义军里，势力最大的是“闯王”高迎翔，可崇祯九年，高迎翔在盩厔（今陕西周至）兵败被俘，押到北京凌迟处死。群龙无首的义军各部，一时间成了没头苍蝇，要么各自为战，要么被明军逐个击破。
就在这时，李自成站了出来。他原本是高迎翔麾下的闯将，为人讲义气，打仗勇猛，更关键的是，他懂农民的心思——崇祯年间，朝廷为了跟后金打仗，加征“辽饷”，后来又加“练饷”“剿饷”，三饷叠加，再加上地方官层层盘剥，农民早就被逼到了绝境。李自成抓住这个要害，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还编了句歌谣让士兵四处传唱：“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这句歌谣像一阵风，吹遍了河南、陕西、湖北的乡村田野。原本还在犹豫的农民，纷纷扛起锄头、拿起镰刀，加入李自成的队伍。原本分散的义军各部，也因为李自成的号召力和严明的军纪（早期大顺军严禁劫掠百姓，违反者立斩），慢慢向他靠拢——除了张献忠那支不愿屈居人下的队伍，其余“十三家”麾下的七十二营义军，大多被李自成收编。到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登基称帝时，麾下军队已经扩充到百万之众，号称“百万雄师”。
研究明末史的顾诚先生，在翻遍了各地县志、军册残卷和清军档案后，算过一笔实打实的账：李自成平定西北地区后，为了守住老家，在陕西、甘肃各地派驻了十几万军队；后来率军东进，占领山西、河北、山东后，又在太原、大同、济南这些战略要地分兵驻守，每个地方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算下来，分散在各地的兵力就占了大半。可即便如此，当他亲率主力进攻北京时，身边仍带着三十多万大军——说李自成巅峰时拥有百万大军，绝非虚夸，那是实打实的、从农民堆里拼出来的兵力。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天刚蒙蒙亮，北京内城的德胜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李自成骑着一匹乌骓马，身披黑色锁子甲，腰间挎着一把长刀，身后跟着数十万大顺军士兵，铠甲的寒光映着天边的鱼肚白，脚步声震得地面微微发颤。街道两旁，百姓们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看着这支传说中“不纳粮”的军队，有人偷偷拿出家里的酒浆，想递给士兵，却被士兵笑着摆手拒绝——此时的大顺军，还守着李自成的军纪，透着一股蓬勃的朝气。
紫禁城的养心殿里，崇祯皇帝朱由检看着窗外越来越近的义军旗帜，双手颤抖着拿起腰间的佩剑。他先让皇后周氏自缢，又砍杀了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砍伤了十五岁的长平公主，最后踉踉跄跄地跑到煤山（今景山），在一棵老槐树下，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衣襟上还留着他的血书：“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一天，李自成走进了紫禁城，坐在了崇祯皇帝曾经坐过的龙椅上。殿外的士兵欢呼雀跃，殿内的李自成，看着眼前的金銮殿，眼神里满是踌躇满志——他从一个陕北的驿卒，一路拼杀，终于推翻了大明王朝，坐拥百万大军和半壁江山，仿佛整个天下，都已经握在他的手里。可他没想到，这看似辉煌的巅峰，竟是他和百万大军崩塌的开始。盛极必衰的魔咒，早已在他踏入紫禁城的那一刻，悄然生效。
李自成在紫禁城只待了四十多天，可就是这四十多天，埋下了覆灭的第一个隐患。进城初期的军纪，慢慢松弛下来——有些士兵开始贪恋富贵，偷偷劫掠百姓的财物；大顺军的核心将领，比如刘宗敏，更是直接抓了明朝的勋贵和官员，逼着他们交出钱财，美其名曰“追赃助饷”，前后抓了上千人，打死打伤无数，搞得北京城里人心惶惶。原本欢迎闯王的百姓，慢慢开始害怕这支军队，而那些原本已经投降大顺的明朝官员，也悄悄动了反叛的心思——他们怕李自成哪天也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更致命的是，李自成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镇守山海关的平西伯吴三桂。山海关是北京的门户，一旦失守，清军就能长驱直入，而吴三桂麾下的关宁铁骑，是明朝最后的精锐部队，战斗力极强。李自成进城后，派人去招降吴三桂，还送了四万两白银作为军饷，吴三桂一开始已经动心了——毕竟大明已经亡了，崇祯也死了，他没必要再拼死抵抗。可就在他带着军队往北京走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个消息：刘宗敏抓了他的父亲吴襄，还霸占了他的爱妾陈圆圆。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说法，或许带着几分戏说，但吴三桂心里清楚，李自成连降将的家人都不放过，自己就算到了北京，也未必有好下场。更让他犹豫的是，之前袁崇焕、孙传庭这些忠臣良将，都被崇祯皇帝猜忌处死，他现在投降大顺，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恐怕更惨。一边是李自成的威逼利诱，一边是对未来的恐惧，吴三桂陷入了两难，军队也停在了半路上，踟蹰不前。
而此时的李自成，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觉得自己有百万大军，吴三桂那点兵力根本不值一提，既然招降不成，那就直接打。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李自成亲率十万大顺军，带着吴襄的囚车，浩浩荡荡地向山海关进军。他以为，只要大军一到，吴三桂要么投降，要么被当场剿灭，却没料到，吴三桂早已偷偷派人去联系关外的清军，想借助清军的力量，对抗大顺军。
清军的摄政王多尔衮，早就等着入主中原的机会。接到吴三桂的求救信后，他立刻率领清军主力，星夜兼程赶往山海关，却又按兵不动，等着吴三桂彻底投降。四月二十二，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展开了厮杀。
那是一场惨烈到极致的战斗。大顺军士兵凭着人多势众，一波波地往前冲，关宁铁骑则靠着精良的装备和顽强的意志，死死守住阵地。刀光剑影里，士兵的惨叫声、战马的嘶鸣声、兵器的碰撞声混在一起，鲜血顺着地面流淌，汇成小溪。李自成站在阵前，看着战场上的厮杀，心里还想着：再打一会儿，吴三桂就撑不住了。可他没注意到，远处的清军大营里，玄色的旗帜已经慢慢升起，清军士兵正握着马刀，眼神里透着凶狠的光。
正午时分，正当大顺军和关宁铁骑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多尔衮突然下令：清军出击！瞬间，数万清军骑兵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从侧面冲了出来，直扑大顺军的阵脚。原本往前冲的大顺军士兵，猛地瞥见对面旗号上的“清”字，瞬间懵了——他们跟明军打了十几年，却从没跟清军正面交锋过，清军骑兵的冲击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大顺军的阵形，瞬间被清军冲乱。士兵们开始慌了，有的想往前冲，有的想往后退，互相推搡践踏。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见状也来了精神，跟着清军一起反击。李自成试图指挥军队稳住阵脚，可他的命令，在混乱的战场上根本传不下去——士兵们要么被清军的马刀砍倒，要么被自己人撞倒，原本整齐的队伍，变成了一盘散沙。
这场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大顺军几乎全军覆灭。地上躺满了士兵的尸体，兵器、铠甲丢得满地都是，鲜血浸透了土壤。李自成骑着马，在亲兵的护卫下，看着身后溃败的军队和满地的尸体，眼神里满是绝望——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亲率的十万大军，竟然会败得这么惨。
山海关之战的惨败，成了李自成百万大军崩塌的导火索。四月二十六，李自成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北京，此时他身边的士兵，已经不足三万人。他知道，北京是守不住了，清军和吴三桂的军队很快就会追来。四月二十九，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举行了登基大典，算是圆了自己的皇帝梦，可这场大典，没有丝毫的喜庆，反而透着一股悲凉。第二天一早，李自成就率领残部，带着从北京劫掠的财物，火烧紫禁城（只烧了部分宫殿），向西退守西安——那是他大顺政权的发源地，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可李自成没想到，清军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多尔衮派阿济格、多铎率领清军主力，分两路追击大顺军，一路从山西攻入陕西，一路从河南逼近西安。而那些原本已经投降大顺的明朝降将，见李自成兵败，也纷纷反水——山西的姜镶、山东的方大猷、河北的唐通，一个个都竖起了反顺的旗帜，有的投降清军，有的投靠南明，还反过来攻打大顺军的驻地。大顺军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兵力，要么被降将消灭，要么被清军击溃，兵力骤减，原本的百万大军，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十万人左右。
崇祯十八年（公元1645年）正月，清军主力包围了西安的门户——潼关。潼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领大顺军主力驻守，想凭借潼关的天险，挡住清军的进攻。一场持续十三天的恶战，就此打响。
清军一开始用火炮轰击潼关城头，大顺军士兵躲在城墙后面，用弓箭、滚石反击，火炮的轰鸣声震得城墙都在发抖，滚石砸在清军士兵的身上，瞬间就能把人砸得血肉模糊。可清军的火炮越来越密集，潼关城头的防御工事，慢慢被炸毁，大顺军士兵的伤亡也越来越大。到了第十三天，清军趁着夜色，派一支精锐部队从潼关侧面的小路，偷偷爬上了城头，大顺军士兵猝不及防，被清军杀得大败。刘宗敏想组织军队反击，可士兵们已经没了斗志，只能眼睁睁看着清军占领潼关。
潼关失守，西安就成了一座孤城。李自成知道，西安也守不住了，他只能再次率领残部，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一路向南，退入湖北境内。此时的大顺军，已经没了当初的锐气，士兵们一路逃亡，粮草补给越来越困难，很多士兵因为饥饿、疾病，死在了路上，还有一些士兵，偷偷离开了军队，逃回了老家——他们跟着李自成打仗，是为了活下去，可现在，活下去都成了奢望，谁还愿意再跟着他拼命？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大顺军退入湖北，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的时候，一场意外，彻底断送了这支军队的希望。崇祯十八年五月，李自成率领二十名轻骑，来到湖北通城的九宫山，想登山探路，看看附近有没有适合驻军的地方，顺便找点粮食。九宫山山林茂密，雾气很重，当地的村民因为常年受到盗贼的侵扰，组织了一支民兵队伍，专门防备盗贼。李自成一行人穿着便装，骑着马在山林里穿行，被民兵当成了前来劫掠的盗贼，悄悄围了上来。
民兵们拿着锄头、镰刀，猛地冲向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的亲兵虽然勇猛，可毕竟只有二十人，面对数十名民兵，根本招架不住。混乱中，一名民兵拿着锄头，朝着李自成的后背狠狠砸了下去，李自成惨叫一声，摔倒在地，当场身亡。这名民兵直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打死的，竟然是曾经坐拥百万大军、推翻大明王朝的大顺王李自成。
李自成的死，来得太过突然，大顺军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他没有留下明确的继承人，麾下的将领们，有的想拥立李自成的儿子李来亨，有的想自己掌权，互相争执不下，原本的三十万大顺军，也分成了两支部队——一支由郝摇旗、李来亨等人统领，一支由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妻弟高一功等人统领。两支部队虽然都还打着大顺军的旗号，却已经各自为战，再也没法形成合力。
此时的南方，明朝的宗室已经建立了弘光政权（史称南明），面对清军的步步紧逼，南明政权急需兵力抵抗。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湖北巡抚堵胤锡，看出了大顺军的战斗力，也知道他们跟清军有血海深仇，于是派人去联络郝摇旗、李过等人，想收编大顺军，共同抗清。走投无路的大顺军将领们，为了活下去，也为了报仇，最终同意了南明的收编——李过、高一功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忠贞营”，郝摇旗、李来亨率领的部队，后来则成了“夔东十三家”的核心力量。
可这些曾经的农民军，就算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也始终没能摆脱被歧视、被排挤的命运。南明政权的官员，大多是明朝的旧臣，他们打心底里看不起农民军，觉得他们是“贼寇”，根本不愿意信任他们。收编之后，大顺军的粮草被层层克扣，士兵们常常吃不饱饭；指挥权也被南明官员掣肘，明明有战斗力，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战术作战，反而被当成炮灰，派去攻打清军最精锐的部队。
忠贞营在湖南、广西一带抗击清军，多次打胜仗，可每次胜利之后，得到的不是奖赏，而是南明官员的猜忌——何腾蛟甚至故意克扣忠贞营的粮草，逼着他们离开自己的防区。李过、高一功率领忠贞营四处转战，士兵们在饥饿、疾病和清军的围剿下，伤亡越来越大，高一功后来在贵州被当地土司袭击，中箭身亡，李过也因为积劳成疾，不久后去世。失去了将领的忠贞营，慢慢被清军消灭，最后只剩下少数士兵，融入了其他抗清队伍。
郝摇旗、李来亨率领的部队，在夔东（今重庆、湖北交界一带）建立了抗清根据地，凭借着山区的地势，跟清军周旋了十几年，成了南明最后的抗清主力。可到了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清军调集了十万大军，对夔东根据地展开了围剿，还切断了根据地的粮草补给。李来亨率领士兵们坚守在茅麓山，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菜、树皮，甚至吃战马；士兵们伤亡殆尽了，就自己拿起武器，跟清军展开肉搏战。最终，茅麓山失守，李来亨看着身边的士兵一个个倒下，知道大势已去，他点燃了自己的营帐，全家自焚而死，郝摇旗也在战斗中被俘，押到北京处死。
至此，李自成留下的最后一支抗清力量，彻底覆灭。从崇祯十七年三月进入北京，到崇祯十八年五月死于九宫山，再到康熙三年最后一支余部被消灭，李自成的百万大军，从巅峰到消亡，不过短短二十年，而真正的崩塌，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回头看这支曾经席卷天下的农民军，他们的覆灭，从来不是偶然。山海关之战的战略失误，让他们失去了主力；进入北京后的军纪松弛，让他们失去了民心；降将的纷纷反叛，让他们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李自成的意外身亡，让他们群龙无首；而南明政权的歧视与掣肘，更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从农民中来，带着推翻压迫的希望，却最终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百万大军繁华落尽，只留下无尽的唏嘘。
李自成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农民起义的悲壮与无奈，也照出了乱世之中，权力与人性的复杂。从紫禁城的龙椅，到九宫山的荒坟，从百万雄师的欢呼，到最后一支余部的自焚，这场大起大落的悲剧，不仅改变了李自成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如果没有山海关的战败，如果李自成能守住军纪，如果他没有意外身亡，或许，历史会是另一番模样。可历史没有如果，李自成和他的百万大军，终究成了明末清初那段乱世里，最让人感慨的一抹血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