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0日，北京的冬天干冷干冷的，街面上行人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嘴里呼出的白气还没散开就被风吹没了。海淀区玉泉路那一片，老居民楼和零星的宾馆夹杂着，海陵宾馆就杵在路边上，灰色的外墙，门口挂着个不起眼的招牌，从外头看跟周围普通建筑没太大区别。宾馆里头，走廊铺着深色地毯，灯光昏黄，空气里总飘着一股清洁剂混合着暖气烤出来的闷味儿。
这天上午九点来钟，宾馆服务员小周和小李推着清洁车，沿着走廊挨个房间清理。小周二十出头，到宾馆干了不到半年，戴着一副白线手套，手里攥着钥匙串，走在前面。小李跟在后头，提着吸尘器，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昨晚电视里放的电视剧。走到314房间门口的时候，小周停下来，抬手在门上敲了三下：您好，客房服务。
没动静。
又敲了三下，还是没动静。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听，里头静悄悄的，什么声响都没有。他回头看了一眼小李，小李耸耸肩，意思是兴许客人出去了。小周翻了翻手里的房态记录表，314显示还没退房，按理说人不在，门锁着也正常。但让他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是，门把手上挂着一张请勿打扰的牌子，纸卡片，边缘有点发卷。
先打个电话问问吧。小周说着，走到走廊尽头的值班室，拿起座机拨了314的内线。听筒里传来忙音，嘟嘟嘟的，占线。他挂了，隔了两分钟又拨一次，还是占线。这就不太对了，房间电话占线说明里头有人，可敲门又没人应。
小周心里开始有点毛了，回头叫上小李，又走回314门口。这次他敲门的力道大了不少：有人吗？客房服务！里头依然死寂一片。两个服务员对了个眼神，小周掏出总卡，在门锁上刷了一下，咔嗒一声，锁开了。他深吸一口气，慢慢把门推开一条缝。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热乎乎地扑了出来，直冲鼻腔。小周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在原地，胃里一阵翻涌，他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门缝开得更大了些，走廊的光照进去，能看到房间地毯上一大片暗红色的液体，已经渗进深色花纹的地毯里，边缘开始发黑凝固。再往里头看，一具赤裸的男人身体趴在靠近窗户的地毯上，身上全是血，皮肤上翻开的伤口密密麻麻，血肉模糊，有些地方皮肉外翻，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组织。旁边散落着一个碎了的白色陶瓷茶杯，碎片溅得到处都是，暖水瓶倒在地上，内胆碎了一地，亮晶晶的玻璃渣混在血里。
小李地叫了一声，手里的吸尘器哐当掉在地上，整个人往后缩，脸刷地就白了。小周还算能稳住，但也忍不住干呕了一下，他赶紧把门带上，拽着小李就往楼下跑，边跑边喊：保安！出事了！快报警！
宾馆经理很快赶到现场，一边安抚两个吓得够呛的服务员，一边拿起电话拨了110。十几分钟后，警车拉着警笛停在了海陵宾馆门口，几个警察快步上楼，封锁了314房间，法医和侦查员相继进场。
房间里的惨状让见惯了场面的老刑警都皱起了眉头。死者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中等身材，平头，面部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有些灰白，嘴唇没有血色。法医初步检查之后，摘下橡胶手套，跟旁边的侦查员低声说了一句话：身上刀伤，初步数了数，六十多处，致命伤在胸口，一刀刺穿心脏，其余的伤口多数是在人已经失去抵抗能力之后造成的，泄愤的成分很大。
侦查员蹲在地上，仔细看了看地毯上散落的茶杯碎片和暖水瓶胆的碎渣，又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个打开的烟盒，里头还剩半盒烟，打火机掉在地上。床上的被子凌乱地堆着，枕头有一个掉在地毯边上，沾了零星的血点。看得出来，这间房里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搏斗，或者说，是一场单方面的虐杀。
警方立刻调取了宾馆的入住登记。前台的本子上，314房间登记的住客姓名叫杨连武，地址写的是朝阳区工人体育馆附近某小区。登记时间显示是前一天晚上九点多，开的是一间标准间，房费押金交了五百块现金。但奇怪的是，登记信息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随行的人没有登记。
宾馆的前台服务员小徐被叫来问话。小徐是个瘦瘦的小姑娘，扎着马尾辫，脸色有点紧张，坐在椅子上手指一直在搓衣角。她回忆说，1月9号晚上大概九点半左右，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三十多岁，看着像四十，穿一件黑色的夹克，里头是深灰色毛衣，下身是灰西裤，背着一个黑色的单肩包，看着打扮挺体面。女的年纪轻一些，长头发披着，穿一身黑，黑色高领毛衣，黑色长裤，皮肤白，眉眼挺清秀，看着文文静静的，就是脸上没什么表情。
两个人看起来关系挺熟的，没有那种特别亲密的感觉，但也不生疏。小徐说，那男的掏了身份证登记的，女的站在边上没说话，我多看了她两眼，她也没看我。交完钱拿了房卡，两个人就往楼上走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小徐在楼梯口遇到了那个黑衣女子。她说那女的样子看起来挺正常，头发梳得整齐，衣服也穿得利索，手里什么也没拿，下楼的时候脚步不快不慢，还冲她点了一下头，然后从大堂门口出去了。小徐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以为是客人早起退房办事，压根没想到这女人是刚杀了人跑出来的。
警方初步判断，跟死者同住一房的黑衣女子有重大作案嫌疑。问题是，登记信息上的杨连武到底是谁？这黑衣女子又是什么身份？警方顺着登记地址去查，发现朝阳区工人体育馆附近那个小区压根没这个人。登记用的身份证号在公安系统里一查，也是个查无此人的状态。这说明杨连武是假的，是个用来开房用的假身份。
侦查员把宾馆周边的监控调出来看，那时候的监控设备清晰度一般，画面颗粒感很重，但能看出1月9号晚上九点多，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停在宾馆门口，一男一女下了车，男人走在前面，女人跟在后面半步，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宾馆大门。第二天凌晨五点零八分，那个黑衣女子独自一人从宾馆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监控拍到她侧脸的一个镜头，但画质模糊，认不大清楚五官。
接下来就是大海捞针式的排查。警方把近期失踪人口信息逐一比对，又走访了周边出租车公司和宾馆附近的商户，一个多星期之后，终于有一条线索浮出来。有群众提供信息说，看警方的通报里描述的体貌特征，很像某家周刊的主编周建刚。侦查员立刻找到了这家位于东城区的周刊编辑部。
编辑部里的人一听周建刚的名字，都说：对对对，周主编从9号下午接了个电话出去之后就没回来，打他手机一直关机，家里人也到处找呢。同事们说，周建刚是福建人，四十出头，来北京几年了，工作上能力很强，但私生活方面挺复杂，跟单位里一个叫徐梅的女助理关系不清不楚的，这事在编辑部里不算秘密，大家都心知肚明。
徐梅。这个名字让侦查员警觉起来。同事们反映，徐梅是湖北宜昌人，今年二十九岁，之前在几家大报社都干过临时工，后来通过招聘会进了这家周刊，刚开始做广告业务，后来被周建刚提拔成了助理兼首席记者。但大概一个多星期前，徐梅跟周建刚在办公室里大吵了一架，具体吵什么内容别人没听全，但有人听见徐梅摔了杯子，还喊了什么你就是个流氓会有人收拾你的之类的话。吵完之后徐梅就没再来上班，周建刚跟人说是她主动辞职了，但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
警方马上调取了徐梅的档案资料，照片一出来，跟宾馆服务员描述的黑衣女子特征高度吻合。侦查员去徐梅在北京租住的房子里找过，人去楼空，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些走了，房东说好几天没见着人了。又查了徐梅的社会关系，发现她在北京有一个男朋友，叫小五，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住在丰台区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
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小五的住处。那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平房区，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墙根堆着蜂窝煤和旧自行车，空气里飘着煤炉子的味儿。侦查员敲开小五的房门时，开门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瘦高个，看到警察那一瞬间，眼神明显慌了，下意识往屋里瞟了一眼。侦查员往屋里一走，看见一个长头发女人蜷在床角，穿着件旧棉袄，低着头，双手抱着膝盖。正是徐梅。
徐梅被带回审讯室的时候，整个人显得有些木然。她坐在椅子上，没哭没闹，说话的时候声音不高，带着一种说不清是疲惫还是释然的语调，像是憋了很久的事情终于可以倒出来了。她没有抵抗，对杀害周建刚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从头到尾把事情讲了一遍。
她讲起自己的来路。湖北宜昌，长江边上的城市，她从小喜欢看书，趴在自家阳台上看了好多年小说，作文总是被老师当范文念。初中毕业之后她去了武汉念书，那几年没少往报刊投稿，有些稿子还真登出来了，她摸着自己名字印在报纸上的铅字，觉得这辈子就该干文字这行。后来回了宜昌进了葛洲坝集团，工作稳定但枯燥，日复一日对着报表和文件，她心里那股文学的火苗一直没灭。那段婚姻维持了一年多就散了，留下一个孩子给了前夫，她净身出户，一个人背着行李来了北京。
北京是个大得吓人的城市。她住在城郊租来的小单间里，冬天暖气不热，裹着两条被子缩在床上写稿子。自由撰稿人听起来挺潇洒，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写严肃文学没人看，为了糊口，她开始写那些花边新闻、明星八卦，标题起得抓眼球，点击率上去了，稿费才能多一点。她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国民航报干过临时工，都是合同制的，干完一茬就走人，始终没拿到正式编制。但她聪明，口才也好，面试的时候总能让对方眼前一亮。2000年初，她在一场招聘会上遇到了周建刚。
那场招聘会在一个中等规模的会展中心里头，摆了十几张长条桌，各家报社的人坐在后面收简历。徐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大衣，扎着马尾，在人群里挤来挤去。轮到她跟周建刚面谈的时候，她没有像别的应聘者那样紧张得结巴，反而大大方方地聊起了自己在几家大报的经验，聊起自己写过的稿子，聊起对媒体行业的理解。周建刚那时候已经是这个专刊的主编了，穿着深蓝色夹克，坐在桌子后面，目光在徐梅脸上停了好一阵。他说，你条件不错，来试试广告业务吧。
徐梅进了周刊，一开始干得挺卖力，拿着刊物的广告册子跑了半个北京城，见客户、递名片、讲方案，嘴皮子磨破了好几层。可拉广告这一行没那么好做，客户冷脸、推诿、放鸽子是常事，跑了两个月，只谈下来两单小业务，业绩表上排倒数。她心里压力越来越大，晚上回到租的房子里头，对着镜子掉眼泪，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北京拼，怎么这么难。有一天她实在扛不住了，跑到周建刚办公室，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说着说着就哭了，眼泪啪嗒啪嗒掉在膝盖上。
周建刚看着她哭，递过去一包纸巾，嘴上说着安抚的话，心里头却早有自己的打算。他其实从招聘会上第一次见到徐梅的时候，就被那种带点忧郁的文艺气质打动了。在这之前，他早就打听过徐梅的个人情况，离过婚，有孩子但不在身边，一个人在北京漂着。他觉得这是个机会。第二天，他就在编辑部例会上宣布，徐梅调任主编助理。
徐梅对这个安排求之不得。她在北京举目无亲，心里头一直想找个依靠，周建刚是领导，在北京站住了脚，又是把她招进来的人，天然就成了她心里那根可以抓的稻草。两人越走越近，一开始是午饭时间一起在楼下小馆子吃面，后来下班后也一起走走聊聊。徐梅有意无意地提起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的难处，提起那段失败的婚姻，提起过年回不了家的孤零零。周建刚听着，手搭在她肩上拍了两下，说以后有事就找他。
这种暧昧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了那种关系。周建刚在单位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两人隔三差五在那里过夜。头几个月还算好，周建刚对她温言软语的，出门吃饭也愿意带着她。可日子久了，徐梅发现周建刚对她的态度开始变了。这人脾气挺大，工作上稍有不顺就甩脸子，对她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冲。而且她慢慢察觉，周建刚在外面远不止她一个女人，有时候接个电话神神秘秘的，手机上还有别的女人发来的暧昧短信。
徐梅心里头的落差越来越大。她本以为周建刚是真心待她，能给她一个交代，哪怕不是明媒正娶，至少在这北京城里有个靠得住的肩膀。可到头来，她在周建刚那里不过是众多情人里头的一个，排在末尾的那种。她的怨气像水一样慢慢蓄起来，只是还没到决堤的时候。
真正让这层关系彻底崩塌的是2001年底那件事。周建刚去外地出差，前脚刚走，徐梅后脚就动了心思。她在北京东郊市场做小生意的姐姐，每天起早贪黑进货摆摊，手冻得裂了口子，赚的也就是个温饱。徐梅心疼姐姐，想着编辑部正好缺人手，不如把姐姐招进来干点轻松活。她也没跟任何人商量，直接以主编助理的身份给姐姐办了入职手续，并且在岗位一栏填了四个字：首席记者。
编辑部的人看到这任命都傻了。首席记者是什么分量？那是要拿作品说话的，是要靠一篇篇扎扎实实的深度报道、一个有分量的新闻奖项才能扛起来的头衔。徐梅的姐姐连电脑打字都磕巴，以前做小买卖的，别说写深度报道了，连一篇像样的通讯稿都凑不出来。同事们私下议论纷纷，但碍于徐梅跟周建刚的关系，谁也没敢当面说什么。
周建刚出差回来，看到办公桌上放着新员工的入职登记表，上头首席记者四个字把他气得差点把茶杯摔了。他把徐梅叫到办公室，门一关，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你疯了吧？这报社是你家开的？你姐姐会写稿子吗你就给她挂首席？你知不知道这事传出去我这张脸往哪儿搁？上头领导问起来我怎么交代？
徐梅被他训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心里的火气也腾地烧起来了。她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不就安排个亲戚进来嘛，多大的事？周建刚以前说得那么好听，什么有事找我你放心，现在真用到他的时候，翻脸比翻书还快。她嗓门也高了起来：你凶什么凶？我在你眼里就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是吧？你自己在外头那些烂事我还没跟你算呢！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凶。徐梅把积了半年的怨气全倒了出来，什么周建刚花心、骗她感情、说话不算数，统统翻出来骂了个遍。最后她抓起桌上的水杯，哗一下泼在周建刚脸上。茶水顺着周建刚的下巴滴到衬衫上，湿了一大片。周建刚抹了一把脸，指着她鼻子骂：你这个疯女人，谁沾上你谁倒霉！从今天起你别想在这报社有好日子过！
这一架吵完之后，两人的关系彻底冷了。周建刚开始在业务上百般压她，她拉来的客户，周建刚一句这个客户资质不行就给否了；她策划的选题，送到周建刚那儿永远批不下来。徐梅在编辑部的处境越来越难，同事看她的眼神都带着那种她失宠了的微妙。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孩子只能是周建刚的。她拿着验孕棒在卫生间里愣了好半天，手抖得差点把东西掉进马桶。她想找周建刚说这事，可周建刚根本不接她电话，办公室门也锁着不让进。她那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每天缩在租的房子里头，夜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恨意。她恨周建刚骗了她，恨他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把她一脚踹开，恨自己当初瞎了眼把他当靠山。
恨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念头。她要让周建刚付出代价。血的代价。
2002年1月初，徐梅在住处附近的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刀。不算长，单刃，刃口挺锋利，她用旧报纸裹了好几层，藏在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然后她打电话给周建刚，语气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怀孕了。你的。
周建刚接电话的时候正在编辑部加班，听到这句话，手里的笔啪嗒掉在桌上。他脑子嗡嗡响，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可越琢磨越觉得没准是真的。他跟徐梅那段时间虽然闹翻了，但之前几个月两人关系亲密的时候，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避孕措施也没次次到位。万一真怀上了，这事要是捅出去，他老婆在福建知道了要闹离婚，单位领导知道了要拿他开刀，他在北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这一切，全得完蛋。
他赶紧给徐梅回电话，语气软了下来，说有什么话好好说，约个地方见面谈。徐梅一开始没答应，后来想了想，说行吧，就见一面。她把那把刀从衣柜里翻出来，裹进随身带的黑色挎包里头，拉好拉链，出门了。
1月9号晚上六点多，徐梅到了南礼士路上的爱德熊快餐店。那是一家西式快餐店，红黄相间的招牌，里头亮着暖色的灯，稀稀拉拉坐着几桌客人。周建刚已经等在那儿了，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没怎么喝的咖啡。他看到徐梅进来，难得地站起身，替她把对面的椅子拉开，脸上挂着一种很久没见过的温和笑容。
徐梅，你来了。周建刚的声音放得很轻，坐，咱俩好好聊聊。
徐梅坐下来，挎包搁在腿上，没点东西吃，就那么看着他。周建刚絮絮叨叨说了一阵，先是关心她的身体，又问最近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绕了一圈才说到正题：徐梅，我个人觉得，对你来说，去上海发展可能是个更好的机会。那边我有熟人，可以帮你协调一下媒体那边的工作。不过在你去之前，我得先确认一下，你说的事……是真的吗？
他说的是怀孕的事。徐梅冷着脸点了下头。周建刚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得找个地方验证一下。他大概是想自己去买验孕的东西，当面看她测一遍才放心。徐梅没有反对，反正她心里头已经打了底——这一趟出来，就看周建刚什么态度。要是他还有点良心，她或许下不去手；要是还跟以前一样虚伪，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两人出了快餐店，在路边拦了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周建刚坐在副驾驶，徐梅坐后排，司机问去哪儿，周建刚回头看了徐梅一眼，说了一句：玉泉路，海陵宾馆。车子沿着长安街一路往西开，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掠过去，车里暖风吹着，谁也没说话。
到了宾馆，周建刚用杨连武的假名字登了记，拿了314的房卡。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了楼，楼道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地毯上脚步的闷响。进了房间，周建刚把门关上，随手把外套搭在椅背上，转过身来，脸上又换了一副笑嘻嘻的表情。他凑到徐梅跟前问：前两天领导找你谈话了？你都跟领导说什么了？
徐梅坐在床边，头也没抬：你管不着。没说什么。
周建刚没再多问，在房间里转了两圈，倒了杯水喝了一口，又走到徐梅身边蹲下来。他伸手去够徐梅脚上的鞋带，像是要帮她解开，嘴里说着累了吧我帮你把鞋脱了之类的话。徐梅警惕地往后缩了一下，但周建刚已经趁机扑了上来，把她压在了床上，手不老实地往上扯她的毛衣。
徐梅脑子里那根绷了好久的弦，一下子断了。她猛地把手伸进挎包，摸到那把裹着报纸的刀，抽出来抵在自己脖子上，嘶着嗓子喊了一句：你别碰我！你再碰我，我就死给你看！
周建刚被突然出现的刀吓了一跳，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一把攥住徐梅握刀的手腕，使劲一拧。徐梅吃痛，手指一松，刀被周建刚夺了过去。周建刚攥着刀柄，刀尖对着徐梅的脸，喘着粗气，眼睛里带着一股狠劲儿：你跟我见面还带刀？行啊你徐梅，长本事了是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徐梅在审讯室里回忆起来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周建刚用那把刀逼着她，强行跟她发生了关系。整个过程里她没反抗，也没再说话，只是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眼泪从眼角滑到枕头上，湿了一小片。
完事之后，周建刚翻身躺到另一张床上，没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房间里只亮着一盏床头灯，暖黄色的光把他的脸照得一半明一半暗。徐梅躺在自己的床上，背对着他，两只手攥着被角，浑身像被冻住了一样僵硬。她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放着这两年来的画面，招聘会上他笑眯眯地看着她，办公室里她哭的时候他递纸巾，出租屋里他搂着她说过以后有事就找我，然后是吵架那天茶水泼在他脸上的画面，她拉来的客户被他一句话否掉时的委屈，还有刚才他压在她身上时那副嘴脸。
这些画面叠在一起，越转越快，像一团火在她胸腔里烧起来，烧得她喘不上气。她翻了个身，盯着对面床上那个熟睡的男人，呼吸声均匀而沉重，毫无防备。床头柜上那把刀就放在他手边，刃口在灯光下闪着一点寒光。
凌晨两点左右，徐梅轻轻掀开被子，光脚踩在地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她走到周建刚床边，弯腰拿起那把刀。刀柄被周建刚握过，还带着一点余温。她攥紧了，举起来，对准周建刚胸口的位置，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扎了下去。
刀锋入肉的一瞬间，周建刚猛地睁开眼睛，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他本能地伸手去挡，但刀已经扎进了胸腔。他挣扎着从床上翻下来，踉跄着站起来，满脸惊恐地看着徐梅。徐梅像变了一个人，攥着刀，眼睛里全是血丝，嘴里发出低低的声音，像受伤的野兽在呜咽。周建刚从桌上抓起一只茶杯朝她砸过来，徐梅偏头躲开，顺手抄起旁边的暖水瓶，连瓶带胆扔了过去。暖水瓶砸在周建刚肩膀上，碎开，热水溅了一地。
周建刚捂着胸口往后退，血从他的指缝里往外涌，顺着胳膊流到地毯上。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气音，然后腿一软，面朝下栽倒在地毯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徐梅站在那儿，看着地上那具不再动弹的身体，手里的刀还在往下滴血。她心里的那团火没熄，反而烧得更旺了。她蹲下去，举起刀，一刀一刀地扎在周建刚身上，有些扎在后背，有些扎在大腿，有些扎在胳膊上。她也不知道自己扎了多少下，机械地重复着那个动作，直到手臂酸得举不起来了，才停下来，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
血慢慢地洇开，把一大片地毯染成了深红色。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铁锈味，暖气的热度把那股腥气蒸得更加稠密。徐梅坐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站起来。她找了条毛巾，把手上和脸上的血擦掉，又把周建刚的证件和一张建行龙卡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掏出来，揣进自己兜里。然后她穿好衣服，把房门打开一条缝，往外看了看，走廊空荡荡的。她轻手轻脚出去，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把手上，锁好门，转身往楼梯口走去。
凌晨五点多，她在楼梯口遇到了值班的服务员小徐，冲对方点了一下头，然后下了楼，出了宾馆大门。冷风扑面而来，她打了个寒战，裹紧外套，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自己租住的地址。一路上她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色一点点亮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
回到住处，她把沾血的衣服、周建刚的钥匙和工作证明片一股脑塞进黑色垃圾袋里，下楼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她给男朋友小五打了个电话。小五在一家装修队干活，接到电话的时候刚起床，听到徐梅的声音有点意外。徐梅没多说，只说了句我去你那儿住两天，就挂了。
小五在丰台那间出租屋里见到徐梅时，她整个人看着憔悴极了，眼睛底下青黑一片，嘴唇干裂，像是好几天没睡过觉。她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把周建刚干掉了。他一次次欺负我，活该他死。小五，我在你这里藏两天行不行？小五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是真心喜欢徐梅的，几个月前徐梅突然消失，他到处打听她的下落，电话打了无数个，她一次都没接。现在人回来了，却带着这样的消息回来。他看着徐梅那张瘦削的脸，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徐梅在小五那儿躲了几天，但她心里清楚，一直藏在屋里不是办法。她想起了那张建行龙卡。周建刚的卡里头应该还有钱，如果能取出来，她就可以离开北京，找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重新开始。她拿着周建刚的证件，让小五拍了照片去做了一张假身份证，然后拿着假证去了建行长安支行，把那张龙卡挂失了。柜员告诉她，一个星期之后可以来取现金。
可她没想到的是，警方的调查进展比她预想的快得多。侦查员通过建行营业厅的监控录像，锁定了来办理挂失的小五。几天之后，警察敲开了丰台那间出租屋的门。
审讯室里，徐梅坐在铁椅子上，双手搁在桌面上，低着头。她把作案的过程从头到尾交代了一遍，语气很平，偶尔停顿一下，像是在回忆某个细节。最后她说了一句：我承认我杀了他。但他是先伤害了我，我才下手的。我不是无缘无故去杀人的。
200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徐梅提起公诉。法庭上，公诉人出示了现场勘查记录、法医鉴定报告、证人证言以及徐梅本人的供述。法医的鉴定报告上写着，周建刚全身刀伤共计六十三处，其中胸部的刀伤为致命伤，刺穿了左心室，其余伤口多数在受害人丧失生命体征之后形成。法庭上的徐梅穿着看守所的马甲，头发剪短了，脸色苍白，站在被告席上，听着公诉人念完起诉书，没有为自己做太多辩护。
不久之后，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徐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下来的那天，北京正入夏，法院外面的槐树叶子被太阳晒得蔫蔫的，知了声一阵高过一阵。徐梅被法警带出法庭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那里空荡荡的，没有她认识的人。她转回头，跟着法警往门口走去，背影瘦小，淹没在走廊尽头的光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