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谭明的声音冷了一分：“凌风同志，厅里的考虑是从全局出发，是为了项目好。你们基层同志，有时候视野和格局需要打开。科锐公司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渠道，能弥补你们的短板。合作才能共赢嘛。”
“谭处长，我们理解并欢迎任何真正有利于项目科学发展、最终造福患者的合作。但我们坚持认为，任何合作都必须确保科研的独立性和患者的最大利益。我们会将厅里的意见，以及我们的看法，形成书面报告，正式呈报。”凌风不卑不亢，将对话拉回正式渠道。
“……好吧。你们尽快把报告报上来。”谭明似乎有些不悦，但也没法再说什么，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凌风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与谭明，或者说与谭明所代表的势力的正面交锋，看来是难以避免了。对方已经图穷匕见，接下来恐怕会从审批、经费、合作渠道等各方面施加更大压力。
但他并不畏惧。论文即将发表，学术界的认可是一道护身符。调查组的澄清结论是另一道护身符。有刘教授、孔研究员这样真正的学者支持，有患者和家属的信任，有医院同事的团结，他相信，只要坚守初心，依法依规，稳步推进，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轻易夺走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的成果。
怀着这份笃定，凌风没再多想谭明那边的暗流涌动，转而全身心投入到项目收尾与后续规划中——他知道，唯有尽快拿出实打实的成果，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博弈中站稳脚跟。而这份“成果”，并没有让他等太久。时隔不过半月，医院收发室的大爷便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递来一个沉甸甸的挂号信封，信封一角印着《神经医学杂志》编辑部的鲜红印章，正是刘副教授之前提过的样刊邮件。
《神经医学杂志》那一期带着淡绿色封面的期刊，是刘副教授用挂号信寄到青山医院的。当凌风从那个厚实的大信封里抽出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样刊，翻到目录页，找到那行熟悉的标题和作者署名——“凌风、刘建业、苏青、周福根、赵晓燕等”——时，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涌上心头。是欣慰，是感慨，更有一种沉甸甸的确认。那些在深山寻觅的足迹，在实验室不眠的夜晚，在病房守候的焦灼，在会议上略显生涩但坚定的陈述，在匿名信风波中的愤懑与坚守……此刻，都化作了这白纸黑字、印在国家核心期刊上的铅字。这是对他们过去所有努力最正式、最权威的一次盖章。
论文的发表，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在特定的圈层内激起了远比省城会议更大的波澜。国内神经肿瘤学、中药药理学领域的不少专家，第一次通过正规学术渠道，看到了“护脑藤”这个名字，看到了那个从临床困境出发、融合中西思路、在极端简陋条件下取得初步扎实数据的研究。赞誉和质疑的声音通过信件和偶尔的长途电话传来。有前辈来信鼓励，称其“为中医药治疗神经系统疑难病提供了宝贵思路和实例”；有同行来信探讨技术细节，询问薄层色谱-生物自显影联用的具体条件；自然也有质疑者，对病例数之少、非随机对照的设计、机制阐述的模糊提出尖锐批评，要求提供更严谨的数据。
凌风对所有这些反馈都认真对待。赞誉让他保持清醒，知道这只是漫长征程的第一步；批评则被他视为完善研究的宝贵镜鉴。他与刘教授、苏青等人一起，梳理这些意见，能回复的耐心回复，暂时无法解决的则记录下来，作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论文发表带来的直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项目“合法性”和凌风个人学术声誉的显着提升。地区卫生局专门发文祝贺，并将论文作为本地区医疗卫生系统的“重要科研成果”上报。省卫生厅那边，虽然谭明副处长没有直接表态，但厅里的内部通讯上也转载了论文摘要和简讯。其次，来自更高层次科研合作的可能性增大了。中医药管理局下属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来信，表示对他们的研究“很感兴趣”，询问是否有意向申请自然基金或攻关课题。甚至有一所南方重点医科大学的中药学院院长，来信邀请凌风“如果有意向深造，可以考虑报考他们的博士研究生”。
这些机遇令人心动，但凌风与李院长、苏青仔细商议后，决定还是以稳为主。“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借助论文发表的东风，把我们手头的工作做深做实。申请国家级课题是方向，但需要更充分的准备和更有竞争力的方案。考博是长远考虑，眼下医院和项目都离不开。”凌风分析道，“我们应该趁热打铁，两件事：一是根据论文发表后同行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研究，特别是补充一些力所能及的机制探索实验，比如护脑藤提取物对肿瘤细胞凋亡、周期的影响，对血脑屏障模型通透性的影响，这些刘教授那边可以提供指导和部分实验条件。二是启动我们规划中的‘二期探索性临床研究’，在严格伦理和知情同意下，再慎重收治少量患者，验证和优化治疗方案，积累更多数据。”
“二期研究……省厅那边，谭处长上次电话的意思，可是想把这个主导权拿过去，甚至让科锐公司介入。”李院长不无担忧。
“所以我们要快，要在他们正式出台‘指导方案’前，把我们自己的方案做扎实，并启动起来。”凌风目光坚定，“只要我们方案科学、伦理完备、程序规范，并且有前期论文和病例作为基础，他们想强行插手也不容易。我们可以把二期方案，作为对省厅‘加强指导’建议的正式回应和具体落实方案报上去，化被动为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