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笺摊在办公桌上，纸页边缘已经被人捏得发皱，墨迹洇开了一小块，像是写信人落笔时手在抖。
办公室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凑过来，脑袋挤成一圈，没人说话，只有呼吸声此起彼伏。
有人看完别过脸去，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
有人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再戴上时，眼眶已经红了。
那是 1977 年的冬天，江苏省招生办的临时办公室里，暖气烧得不旺，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冰，可所有人的脸都涨得通红。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 这考生父亲的案子，十有八九是桩冤案。
可招生办不是法院，没有翻案的权力，只能发函请地方重新核查。
眼下最棘手的，是信里夹着的另一份材料。
材料上白纸黑字写着，其父被处决后，这名考生曾在学校和同学争抢铅笔刀，失手划破了对方的手。
就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被人上纲上线，定性成了 阶级报复。
这四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锁，死死扣住了考生的档案。
哪怕父亲的案子将来平反，只要 阶级报复 的结论不撤，这孩子照样跨不进大学校门。
胡星善盯着那四个字，胸口像堵了一团棉花，闷得喘不上气。
他猛地一拍桌子，茶杯盖震得跳了一下，茶水溅出来几滴。
不能让这孩子就这么被冤枉了！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声音却还是带着颤。
立刻联系常州市招办，请求他们重新复查，越快越好！
恰好，常州市教育局派了个叫张伟松的干部，在录取现场协助工作。
胡星善找到他时，张伟松正蹲在走廊里啃一个冷馒头，就着一杯白开水。
听完考生的事，张伟松把馒头往口袋里一塞，站起身来。
他个子不高，脸膛黝黑，是那种常年在基层跑的模样，裤腿上还沾着没拍干净的泥点子。
胡主任，这事交给我。
他没说漂亮话，就这一句，语气却沉得像石头。
胡星善一把攥住他的胳膊，力道大得自己都没察觉。
伟松，扩招本科已经结束了，只剩专科录取的口子，你必须快去快回，多耽搁一分钟，这孩子的希望就少一分。
张伟松点了点头，转身就走，连外套都没拿。
那天晚上，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砸在玻璃窗上，沙沙地响，像有人在外面撒沙子。
胡星善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翻来覆去看那封信，直到后半夜才合眼。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急匆匆往食堂赶，想催张伟松趁早出发。
一推食堂门，热气扑面而来，混着粥香和咸菜的味道。
他一眼就看见了张伟松。
那人正坐在靠窗的餐桌前，慢悠悠地喝着粥，就着一碟咸菜，神态安然，跟昨晚那个转身就走的急先锋判若两人。
胡星善心里
一下，火气腾地就上来了。
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脚步重重地踩在水泥地上。
伟松，你怎么还在这儿吃早饭？
他压着嗓子，语气里的责备却藏不住。
那孩子的事十万火急，你倒是稳坐钓鱼台！
食堂里几个吃饭的人抬起头，好奇地往这边看。
张伟松却不恼，抬起头来，冲他笑了笑。
他眼底布满了红血丝，眼窝发青，嘴唇干裂得起了皮，笑容里带着一夜未眠的疲惫。
胡主任，你别急。
他放下粥碗，用手背抹了抹嘴。
我昨晚就已经赶回常州了。
胡星善一愣，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往前凑了半步。
你说什么？你昨晚就回去了？
是啊。
张伟松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手指按在眉心，轻轻转了两圈。
我昨晚连夜坐火车赶回去，下了车就骑着自行车满城跑，挨个敲门找负责人签字。
市招办、市教育局、市政府招生领导小组，三级党组织的公章，我一个不落，全盖齐了。
政审结论也改过来了， 阶级报复
那四个字，撤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的粥熬得不错。
可胡星善听得手心全是汗。
那年月，三级公章意味着要跑三个单位、找三个负责人、过三道审批，正常流程少说也要三五天。
天不亮我就往回赶，绿皮火车上站了一路，困得直打盹，脑袋磕在椅背上磕了好几回。
张伟松端起粥碗，大口喝了一口，热粥顺着喉咙下去，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像是终于缓过劲来。
胡星善站在原地，脸上的责备早就散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愧疚和赞许。
他走上前，重重地拍了拍张伟松的肩膀，手掌落在那单薄的棉衣上，能感觉到底下的骨头硌手。
是我急糊涂了，错怪你了。
他声音有些发哑。
伟松，你这趟，立了大功了。
张伟松嘿嘿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疲惫的脸上有了点光彩。
被人理解的滋味，比一碗热粥还暖。
又过了几天，办公室里不忙的时候，张伟松才拉着胡星善，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低声说起了一段往事。
他说，当年那位老红军被带走的时候，他就在现场。
那是个夏天，太阳毒得很，柏油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留下脚印。
他和满街的市民一起，站在路边，看着那位战功赫赫的老人被押着走过。
老人没低头，腰杆挺得笔直，目光从人群上扫过，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那一年，张伟松才十几岁，吓得浑身发抖，想喊什么，却被身边的大人死死捂住了嘴。
他眼睁睁看着老人被带走，什么也做不了。
这份愧疚，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一扎就是十几年。
所以那天胡星善找到他，说起这个考生的身世，他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他说，他欠这位老英雄一个交代。
胡星善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只觉得鼻子发酸。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屋檐上挂着冰凌，阳光照上去，折射出细碎的光。
张伟松还说了一件事，胡星善听完，半天没回过神来。
那天夜里，为了赶时间，张伟松凌晨三点就敲响了分管招生的副市长家的门。
副市长披着军大衣出来开门，脸色很不好看，任谁半夜被人敲门都不会有好脸色。
可当张伟松递上那份政审材料，说出考生父亲的名字时，副市长的手猛地一颤。
材料差点掉在地上。
因为这位副市长，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主办那位老红军案子的公安局长。
屋里的灯昏黄，十五瓦的灯泡吊在天花板上，照在副市长脸上，明暗交错，看不清表情。
他就那么站在门口，拿着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
手指在某些字句上停住，微微发抖。
张伟松站在他对面，没有多余的客套，也没有求情的话。
他只是挺直了腰杆，目光直视着对方，一字一句地说。
老领导，这孩子的事，您必须管。
不能让老英雄的孩子再被冤枉，不能让人才就这么埋没了。
副市长抬起头，看着张伟松的眼睛。
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
许久，副市长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沉又缓，像是把压在胸口十几年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他转身回屋，拿出钢笔，拧开笔帽，在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披上外套，跟着张伟松出了门，连夜跑了剩下的所有手续。
那天晚上，两个曾经在不同位置上见证过同一段历史的人，骑着自行车，在常州空荡荡的街道上穿行。
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很短。
胡星善听到这里，眼眶已经湿了。
他没想到，这一趟复查的背后，还藏着这么一段故事。
更没想到，当年的办案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
后来，这名考生终于搭上了 1977 届高考录取的末班车。
录取通知书送到招生办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
考生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然后他就哭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蹲在招生办门口，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声音沙哑，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
胡星善站在窗边看着，别过脸去，偷偷抹了把眼角。
他知道，这声
里，藏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绝望到想放弃的瞬间。
随着扩招的推进，政审条件也在一步步放宽。
尤其是这年三月的临时扩招，政审标准比一月份录取时又松了不少。
很多之前被卡下来的考生，这次都被划为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顺利拿到了录取资格。
那些曾经被人戳着脊梁骨叫 狗崽子 的知青，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凭着自己考出来的分数，走进大学校门。
不用再因为出身，因为父辈的事，被拦在门外。
胡星善每次和同事聊起这些，都兴奋得眉飞色舞，眼睛里闪着光。
他说，他们干的不只是招生的活。
他们是在给国家挑苗子，给民族选未来。
每一份从他们手里发出去的录取通知书，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这种感觉，比任何嘉奖都让人踏实。
1977 年，党中央做出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笼罩十年的阴霾。
知识重新被尊重，人才重新被重视。
那些被埋没了太久的希望，终于等到了破土而出的一天。
这一年，江苏省原计划招生八千多人，后来扩招近五千人；1978 年计划招生一万四千人，最终扩招到一万七千人。
两届合计扩招后，录取人数比原计划整整翻了一倍。
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悲欢，一个国家的未来。
胡星善把那封考生寄来的感谢信，小心翼翼地夹进了笔记本里。
笔记本的扉页上，他用钢笔写了一行字。
为国选才，不敢懈怠。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抬头看了看窗外。
雪已经化了，枝头冒出了新芽，春天快来了。